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百年轮回：体制一再更迭，文化进步有限
下面讲一讲体制与文化的关系，体制与文化像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ZF，或者有什么样的ZF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从毛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误区：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忽略掉了。这也不仅仅是毛，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概念，“公例”和“公理”，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进化论讲弱肉强食，讲丛林法则，这是公例；而有道德者生存这种人类伦理，是讲公理的，这两种法则的冲突到现在都有，中国近代一直出愤青，就是这个原因。公例和公理总是有冲突，五四运动的爆发，就是公理这个东西没有在中国得到实现，列强还是不把你当成一个一流国家，他们要分配你的利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它利己的一面。现在说到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老不升值，美国就来了一个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对策，这种对策也有它相当利己的一面，所以在国家利益冲突上，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五四以来，公例与公理的纠结就导致了一种后果，首先是爆发了五四运动，然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庶民的胜利”这套东西就变得非常激动人心，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一直影响中国，从20年代到现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影响还在持续。
刚才提到唐德刚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还是“西化”和“苏化”的矛盾。当时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冲动，就把制度抉择推到优先地位，文化的重建不是很迫切，因为先要生存，这一点也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再观察20世纪中国三个政权的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宪政怪圈：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契约
从民国历史上看，建立民国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宪政，民国的几部宪法基本上是搬用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有浓厚的联邦制色彩，但是这套东西在中国没有成功。我一直认为中国错过了君主立宪这样一个历史机会，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在民国袁世凯也曾经想搞君主立宪，但是他想做也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他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拿了天下，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又想背叛民国，从政治伦理上是行不通的。袁世凯之后大家又诉诸丛林法则，先是北洋军阀互相打，接着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然后是国共十年内战，后来发生外患，外患去掉以后又是国共内战，基本上就是靠丛林法则。最终民主宪政没有实现，靠武力建立的正统地位逐渐丧失合法性。应该说辛亥革命是以公理开端，但是最后循公例出局。
我们再看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到底能不能走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走出。为什么说没有走出呢？还是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所以走一走就回去了。应该说辛亥革命是要实现民主的，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训政，有其历史上的背景，没有办法，最后就变成丛林法则，它被推倒了；但是换上来一位，还是按原有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这就是没有走出历史周期律。今后能不能走出？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民国元年有一个社会契约叫做《临时约法》，应该说是结束封建社会以后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第二个社会契约就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但是这两个社会契约后来都被废弃了。第三个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叫“改革开放”，这个契约到现在实行了30年，它的很多承诺实际上也没有兑现，很多问题现在又重新产生。今后中国怎么走？我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国民性”改造：思想启蒙仍未完成
下面观察一下“西化”的“山寨版”问题，最早的 “山寨版”就是太平天国，它把基督教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山寨版”。中国农民在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之间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一次是摧毁传统，第二次是捍卫传统。中国这个文化酱缸可以把很多外来的龙种变成蛆虫，总是不断发生异化。
追溯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严复介绍了西方社会“公域”跟“私域”的区分，公域；讲权力，私域；讲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提出“新民说”来改造，倡导政治、宗教、民族、生计四大自由。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倡导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还有鲁迅的观点，这就不详述了，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一场“国民性”改造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这个人很复杂，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基，又信了基督教，他很有一种圣徒的情怀，他很想把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一下，把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一下。新生活运动有很多讲生活的内容，有很多文明习惯的提倡。他那套东西有的比较琐碎的，比如说要刷牙、洗冷水脸等等。共和国80年代也搞过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点类似。但“新生活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当时面临外患入侵，所以“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要“生活军事化”，希望全国人民像军队一样，这就跟蒋在日本受的教育有关。他有想法，但是在做法上层次不是很高。他不是不想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很想，只不过后来政权垮台了，这套东西没有做起来。
后来，我们看到伟大领袖把这些东西做到了，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学雷锋，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国共两党的招数很类似，就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在党的领导下步调一致。它是强调共性的，不是强调个性的。改造“国民性”一直在持续，但是越改越糟。毛发动“文革”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结果是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现在变成一个无信仰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实际上继承的是“文革”遗产。
走出周期律：仍需科学与民主
现在来看，虽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依然存在，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最高层的领导看内参可以最早得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资讯；但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上的普通网民，都可能先于他的领导获得资讯，从微博上实时迅速地传播并获取一些最新的信息，这就改变了原有的纸面载体传播模式，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在前进，但意识形态管理还停留在平面媒体的思维上。
现在感到比较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但共和国60年只见大师的背影，不见新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
引用一句黑格尔的话：“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ZF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从未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
顾准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十分必须的。”
明年就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回顾百年的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反思的。这一百年中，有相当多的浪费，包括在座的很多人，你们的生命被浪费了，也包括我在内。每想到这一点我确实很感到悲怆，我今年60岁了，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体制之下被迫不思考，近30年才能够有独立的思考。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令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温总理曾经讲到尊严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及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没有尊严。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我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我对于那种以爱国旗号维护专制的伪爱国主义，是不认同的。
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讲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民主也是发展观，而且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要同时并进，不可能是光靠科学。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反思历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从来就反对说什么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原意的歪曲，邓小平讲的只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宜粗不宜细”。后来就变成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细”。如果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就得承认从来没有“宜粗不宜细”的科学。
最后结束的这句话，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回来吧”！（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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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3 11: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