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江边听风 于 2011-6-21 10:00 编辑
华阳，安徽望江县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老镇，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北岸，位于九江和安庆这两个地理要冲中间。原来的华阳老街，建有一个水运码头，在明清时期，因望江以及周边的宿松、太湖、潜山四县北面背靠绵延的大别山，与外界相通的通道，就只能依托这个水运码头南出苏杭湖广，所以显得相当的繁荣和有名，不少的诗人在此留下赞美的诗句。由于长江的崩岸和涨滩，风光了几百年的华阳老码头无法停泊船只，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客运和物资运输的需要，将码头上移五公里，建到一个叫“江调（读tiaou）”的小圩里，港口的名称仍叫“华阳”，其实码头与华阳的镇区隔着五公里的路程。久而久之，“江调”的地名，在人们的口语习惯里，就被码头取代了。 那时候的水路船运，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是四个县远行的唯一选择。长江里的客运船只归属“长江航运公司”，总部在汉口。以汉口为界，将上海至重庆的整个航程分成“上海--汉口”和“汉口--重庆”两个部分。长途客运航行的轮船比较大，一般有四、五层高，习惯上叫“大轮”，区间航行的客运轮船比较小，一般只有三层，习惯上叫“小轮”，新建的华阳码头是停靠大轮的，所以又叫“大轮码头”。一般来说，“大轮码头”只建在中型以上的城市，整个长江航线，唯一一个农村的小码头停靠大轮的，只有这里的华阳港。 华阳大轮码头大约是一九六五年建成通航的，这对我们这些大轮码头周围的人来说，是一件欢呼雀跃的大事，更是一件引为自豪的大事，这种自豪感一直延续了好多年，江调圩的人出门在外，都很自豪的自称“码头人”。 开始的时候，江里跑的大轮，以“江”字开头命名，我能够记得的有“江汉”“江亚”“江申”“江平”“江渝”等等，据说这些轮船都是解放后，通过公私合营从资本家手里接管过来的。我们村里好多人，都能够准确的推算出今天是什么名字的大轮上水，什么名字的大轮下水，因为从这里上水到汉口，下水到上海，差不多的时间，都是两天。这些轮船的名字叫了不太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大轮的名字都改成了“东方红”的系列编号，从此，就称为“东方红1号”“东方红2号”“东方红3号”等等。 华阳大轮码头除了停靠大轮外，还停靠小轮，属于安庆到九江航线上的一个站。后来还加有一条华阳到扬湾的专门航线，这样，每天停靠的大小轮，上下水加一起，最多的时候也有六个班次。 上水大轮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到，相当准时。抵达港口的时候，拉响一个长长的鸣笛，我们那里的人叫做“大轮拉位子”。那时候农村家庭里很少有闹钟，更谈不上有手表了。“大轮拉位子”是一个很好的计时工具，提示老太太们：该烧午饭了。下水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再能熬夜的人，一听到下水大轮拉位子，都赶紧的收拾睡觉（那时候人劳动强度大，睡觉早）。 有码头自然就有港务站。港务站有十几名工作人员，主要包括售票、验票和趸船上的水手。没多长时间，这些人都与我们村里的人混得很熟，村里有红白喜事，也都请他们来做客，关系要好的，过年的时候还互相串门。这里面于我印象最深的有老杜、老贾和小杨。老杜定格在我的印象里的是：操一口唱戏一样的口音（后来知道是宜昌人），戴一顶灰尼圆帽，抽一口自己卷的黑古溜丘的粗大卷烟。他卷烟的纸是专门用来卷烟的雪茄色专用卷烟纸，烟丝也比我们这儿老农常抽的“黄烟”粗短，这让人很好奇（我们当地人偶尔也卷烟抽，用的都是废报纸或者小孩用过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更让人好奇是，他能在高兴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变戏法一样，变出几个水果糖来发给小孩，那时候的小孩一年都吃不到几次水果糖。 小杨来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小，有三十多岁了，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侉气、豁达、和善．他们自己人喊“小杨”，村里人也就跟着喊，有时小孩子见面也这样喊，他也乐哈哈的答应，还伸手在鼻子上刮一下，能被“小杨”刮一下鼻子，大家都很乐意。 老贾不爱说话，但人非常友好，农村人找他什么事，从来没有架子，只要能办到，他都不声不响的给你办。这些人的子女也在我们村里的学校读书，老贾的女儿就跟我是同班同学。 候船室是最热闹的地方，也是那个年代我能见到的最好最宏伟的建筑，石头的墙基有一人多高，水泥钩的缝，红砖红瓦，一排溜的玻璃大窗，显得大气磅礴。晚上，许多盏高功率的白枳灯，把宽敞的大厅照得透亮。 大厅周围的木长条椅子上，坐着各色的行人，这些人的装束与我们村里人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村里人过年都穿不到这么好的衣服。得空到候船室看来自各地的人流，是一道很不错的风景。同样能看人群风景的，还可以在每天上午十一点的时候，上水大轮靠岸，从船上下来来自上海、南京、芜湖这些大城市的旅客。他们的衣着、发式、包裹，甚至走路的姿势，都是观赏和过后评论的话题。可惜，这个时间能够观赏的只要老人和小孩，爱热闹的小姑娘小伙子，只能在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才能来。 船快到的时候，候船室的高音喇叭，不时的播放请旅客准备上船的提示，播音的普通话很动听，比我们老师的普通话都好（至少我们当时是这么认为的），从每天差不多一样的播音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上游，有九江、黄石、武穴、汉口。在我们的下游，有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镇江、南通、上海。 上船的铁匝门口，工作人员拿着手持的扩音器，反复的喊着地名，我们一班小学生喜欢学，放学的路上，拿练习本卷着当话筒，一路走一路喊：“马当、彭泽、复兴、红光、湖口的旅客，收拾好行李，准备上船了呃”。话未的“呃”到我们嘴里，就夸张的叫得特别响。 在码头上游二十公里，有一个大型的国营农场，这个农场的性质不断的变换，随着它的变换，码头人流的风景也不断的变换。一开始是劳改农场，关押着主要是华东地区的犯人，以上海人为多，这时码头的人流就大多是探监的家属。“文革”期间改成农恳农场，里面全是下放的知青，码头的风景立刻变成知青的海洋，这是码头风景最靓丽的时期，“文革”结束后，又改成劳改农场，从船上下来的，多是本省马鞍山、芜湖、池州的探监家属，以芜湖为主。芜湖是一个很前卫的城市，其发型、衣着、服饰，总是领导新潮流，对码头姑娘小伙影响不小。 码头的夜晚，是码头人休闲的必然处所，尤其是夏天。 劳累了一天的农人，吃过晚饭，大都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摇着芭蕉扇，海阔天空的闲聊，姑娘小伙及精力过剩者，则三两结伴来到码头，沿着江堤，享受着清凉习习的夏日江风。过往船只的红灯绿火，融化在波涛滚滚的江面，如同绚丽的霓虹，映衬在江对面起伏山峦的黑山墨影之中，令人陶醉，催人往返。 部分与码头工作人员特别熟悉的，还可以登上趸船，等待下水大轮的到来，近距离的看看水面上跑着的庞然大物的模样。没有机会乘坐一回，看一看也是不错的选择。就像没有坐过飞机，能到飞机边上看看也好。 刚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停泊在货码头的货船上每晚都可以看电视,这真是很美很新奇的事,不过家里不让每天去.走跳板上船危险.我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驳船上看的<<难忘的战斗>>,一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片。后来,又连续在驳船上看了毛主席逝世的新闻. 有了码头，就有了客流，自然就有了配套的部门。印象里的部门有：饭店、旅社、百货公司、邮政局、派出所、卫生院、食品站、遣送站、农机站、搬运站、农资公司、煤建公司等等，有了这么多部门，俨然就是小有规模的集镇了。 六九到七三年，我那时上小学，每天路过码头，印象最深的是码头饭店。饭店的馒头和肉包子非常好吃，馒头是二两粮票五分钱一个，肉包子是一两粮票八分钱一个。生产队有时兴致来了，拿米去换，二两米一个馒头，换回来分给社员，社员拿回家一家老小一起吃，小孩子一片一片的撕着，慢慢的嚼，细细的咽，一个馒头要吃半小时。这也算是一年次把次的加餐解馋吧。肉包子味道更美，浓浓的、油油的汤汁，细滑的、香嫩的精肉，吃完了两三天还在回味。我们小孩吃包子从边上的面皮吃起，汤汁流到手上，要在手上舔半天，到最后才舍得吃中间的肉馅。有一次舍不得吃的肉馅，舔手指的时候一不留神掉了，对着地上的肉馅看半天，半个月都在懊恼。后来我吃过无数的包子，虾仁蟹蟥乃至鲍鱼馅的我都吃过，却始终找不到当年那肉包子的感觉。 码头的饭店最诱人但又最怕人，每每走过都绕着走开，免得馋人。最好玩的是邮电局，邮电局长途电话的机房最值得玩味，耳机夹在头上，细细的话筒伸到嘴边，像打仗的电影里发电报一样，不停的把电线插来插去，手上死劲的摇，嘴上喂喂的喊，一番捣咕半天，接线员拖着长音喊一声“来—了”，打电话的人就可以与对方通话了。接线员里印象最深的是老赵，瘦瘦的，一口慢吞吞的怀宁口音。那时候邮电局的人绿衣绿帽，骑绿自行车，车的大杆上还有一个绿色的大袋子，出门很神气。 大轮从遥远的大上海来。那时候的上海，在人们的眼里，向往得如同人间天堂，出门提一个印有上海二十四层锦江饭店标志的包，都是最时髦的物件。码头人可以通过趸船上的工作人员，买到上海的生活日用品。最先的是香烟。谁家要是计划要办喜事，早早就打好招呼，买上几条“勇士”“大前门”“飞马”牌香烟，做喜事的时候甩出来，非常有面子，花的钱还不多。后来就有带毛线的，红的、绿的、灰的，又便宜又好，把码头以外的人嫉妒得要死。 让人嫉妒的还不仅仅如此。那时候农民的收入，每户每年能卖一头自养的猪（极少数人家卖两头），有个百十块钱的进项，剩下的就完全依靠年底的工分分红。一家老小全年的支出就指望它了，油盐柴米、衣食住行、生小养老、来情往礼甚至打针吃药，等等的一切，全都在这里。人口多工分少的超支户，年底根本没有分红，有的地方不超支的也没有分红（分红的钱被超支户挤占了），因此日常的消费来源非常困难，以至学生买一支铅笔的三分钱都拿不出来，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 相比之下，码头的人经济上就活咯得多了。 “江调”这个地方盛产花生，知青回家过年的时候，大包小包的买了带回家。生的干花生是五角钱一斤，现在的熟花生也只有三块钱，比较起来，那时候的五角一斤，是非常不错的价钱，当然是码头人一个不错的经济收入来源。 如果你有经济眼光，在候船室里，你还可以零卖炒熟了的花生、煮熟的红薯、嫩玉米、菱角等等，在那个年代，有这些经济补充，是非常难得的，当然，你得偷偷的去干，小心割资本主义尾巴。 除了有大小客轮外，码头还有货运功能，主要是运进来的煤炭和运出去的棉花，上下货的搬运自然由码头人来做，为此，村里（那时候叫大队）专门成立了搬运站，各生产队轮流派人，活计虽是重了点，收入还是可观的，在搬运站干一天的收入，要抵在生产队干四五天，而且还是按月兑现的现炒。 货运码头停的货船，常规的停有三五只，码头那么多的机关单位，这些人吃的菜，基本由码头附近的农民供应，卖菜成了解决零用钱来源的又一重要渠道。鸡下的蛋，一般人家是很少舍得吃的，七分钱一个的都拿来卖了。 对于码头附近的村民来说，码头真是一个好地方，外面的姑娘愿意嫁过来，里面的姑娘不想嫁出去。 大轮码头的风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期间人们出行，搞一张四等舱的船票都还要托人找关系，前面说的小扬的儿子，后来当了站长，他是我弟弟的同学，我就常常通过他买票。 进入本世纪，就慢慢衰微了。由于公路交通的发展，汽车的快速便捷，取代了速度缓慢的轮船，坐轮船的人就越来越少。到二00五年，长江的轮船航线全部停运，大轮码头作为单一的功能失去了存在的依托，配套的机构也相继撤离，昔日繁荣的风光不在，只留下大门紧闭的空房子。有的房子被附近的村民买下改作他用，有的房子仅以地皮的价格变卖后建了新的房子，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摸样。当年最宏伟、再热闹的候船室、饭店，则任由雨打风吹去，墙损皮剥、门窗残破，空留风烛残年的轮廓。 从一九六五年到二00五年，整整四十年。上年纪的码头人每每说起，只有伤感的叹惜。
这是进出码头的公路
这是这是当年的东方红饭店，落败的面目里还隐藏往日的富丽堂皇，带着陈年的记忆，还能闻到诱人的肉包子香味吗？
这是当年的东方红旅社，两层楼的建筑，是大轮码头早期最高的楼房，石头砌驳水泥勾缝的墙脚，坚固而华贵。无奈岁月的变迁，落了个垃圾横陈境地，无颜回首曾经的风光。
上船的通道
当年的百货公司，虽不是琳琅满目，但也是很吸引眼球的，进门右边卖布匹，左边卖日杂。
当年雄伟壮观的标志性建筑——侯船室，只有门头上航运公司的标志清晰可见，曾经的喧闹已经不复存在，被随心所欲的搭建和啼笑皆非的广告牌肢解得面目全非，如同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凄惨的流落在无人的荒野。
农资公司办公室兼职工宿舍
这一张旧船票，已经无法登上记忆里的客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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