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人生散记》节选(更新至60楼）

漠上花

那年那月，先生的经历好丰富。

二锅

三年高中读两校

2.转读东南中学

    东南中学也是一所完全中学，原校也在安庆，也是因战争关系内迁的。当时校址在怀宁潜山两县交界的王家河。那是一个乡镇，有条小河穿镇而过，把小镇分成两部分，河上架起一道木板桥，桥东属怀宁县，桥西属潜山县。小镇以怀宁市面较好，京广百货商店都在这条街上，有一家还是很有气派的三层楼房。潜山街上只是一些卖菜篮，柴扒之类的篾货小店。东南中学设在潜山县境，距小镇约一里路。那里是圩区，很少聚族而居的较大自然村落，多为散居独院，各户外围都栽水竹，他们把竹子扳倒编成活竹篱，四季长青，把院围得严严实实，不走进竹篱是见不到住宅的，这样美好的环境，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水竹是那里的特产，他们用水竹薄篾编成竹席，我们都叫“簟子”，它制件精细，能像纸张一样折叠起来不留痕迹，能大批量运销南洋。怀宁街那幢楼房的主人就是靠“簟子”生意起家的。

    东南中学也是借用祠堂办学。祠堂是张氏家族的，因为张家出过状元，所以比一般祠堂的规模大些，侧房也多。校长张国乔是桐城状元张瑛的后代，也是当时教育界的名流。我办好转学手续后，知道何老师回家后正在筹办“白沙中学”，校址在太湖小池的何家祠堂。我到了何老师家，天色已晚，何老师夫人梁老师原来也在六邑中学教过国文，况且何老师的妹妹在六邑中学与我同学，所以待我很客气。第二天，梁老师带我去何家祠堂，原来太湖的何氏家族早就准备开办学校，在祠堂西边已经兴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校舍。何老师见到了我，很是高兴，要我帮助准备招生工作，他要把学校办出特色。那时望江有个毛巾厂设在鸦滩附近的茅栗冲，他要我回望江去毛巾厂定购全白毛巾发给学生洗脸用。在白沙中学招生后我也去东南中学上课了，原来初中同班的郝秀梁又和我同班学习了。

    我原在六邑联中的数学没有学好，这回东南中学的数学老师吴玉法不仅课讲得好，人也和蔼可亲，我不懂就问，补缺补差，很快在班上不落后了，潜山县城的刘镜和望江宝塔的章瑞武都成了我的好友。

    学期中间，学生闹过一次学潮，不知为何事引起。闹了几天，高二有两名学生被开除了，学潮也就平息了。

    11月间，国民政府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青年学生充满着爱国激情，学校内掀起了从军热潮，我班上有五人报名，我是其中之一。由于我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自己又想读大学，思想上经常想找机会远走高飞，这次从军当然是个机会。

    要远走了，得回家一趟，看看家人，晚上我把要去从军的事情悄悄地告诉母亲，老人家当时没说什么，只是眼睛变得湿润了，克制住没让眼泪滚下来。第二天早晨，母亲用鸡蛋炒饭让我吃了再回学校，我走出家门，一股由心底蔓延开去的酸楚，让我缓缓而生的泪水从眼眶中不停的滑落，我回头望望家门，望见母亲瘦小的身体正在门外挪动，拿起挂襟擦脸上的泪水，这使我更加难受。

    我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傍晚，我的叔父和堂兄乐昌赶到学校，说祖母在家哭闹不休，不让我远去。农村老人家都是这样，不愿让子孙离家远去，以朝夕相见为乐。叔父和乐昌哥要我和他们一同回家，这时距离入伍只有两天，他们拽着不放，我只好跟着他们回家了。我在家中等待数日，估计从军的人已经走远了，才回到学校，好在学校里没人过问此事，我也就安心读书了。

    由于政策规定，高三学生不准转学，在临近毕业考试前我又回到了六邑联中参加毕业考试。本来高中毕业要参加“专区”会考，因为战争关系会考也就免去了。

二锅

                                                                          高中毕业以后的欢乐与苦恼
                                                     1.八年抗战，最后胜利

     日军在太平洋的战线全面崩溃了，苏联红军在前线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又有两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残暴的武士道精神也崩溃了，局势迫使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是公元1945年8月15日。
    这天，我正好在鸦滩，县政府最先得到了讯息，工作人员忙着张巾标语，庆祝抗战胜利，大家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很快响起了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小小的鸦滩街沸腾了。八年艰苦抗战，最后得到胜利，能不欢欣鼓舞吗？战争狂人，穷凶极恶，像在南京一次屠杀30万人血洗街巷的残暴，这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魔鬼玩火自焚，天理昭彰。
    10月间，我在泉塘乡中心小学教书，一天上午，有一名流落的日军被送到了学校隔壁的乡公所，要乡转送到县，那名日军矮矮的个子，坐在乡公所大门外的地上，两只贼眼溜溜地转着，惊恐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那残暴的武士道精神完全消失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去围观，附近村庄的群众也逐渐来了。忽然学生中有人喊着“打死八格耶罗！”人群立刻骚动起来，愤怒的投掷石块，高喊“打死鬼子！”乡里的自卫队立刻上前劝阻，怕出问题不好交差，马上把这名日军送走了。

                                                                     2.我当小学教师
    高中毕业了，该考大学，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大专院校都在都远在大后方，在安徽仅有一所行政学院设在立煌（临时省会），根据我的家庭条件是不可能远去报考的。怎么办？总要暂时找个生活出路，我想到了当小学教师，在当时，这个社会底层的职业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我找到了老校长檀颉韩，他替我写信给教育局徐局长。徐局长很客气地留我吃午餐。未久，我接到了县政府的委任状，委派我去泉塘乡中心国民学校任教师。泉塘乡是我的家乡，学校离我家很近，回家很是方便。
    我有了工作，一家人都很高兴，为我新置衣被，大哥还给我买了一条黄色呢毯及一块手表（二手货），让我能体面地去当老师。
学校和乡公所相邻，原是泉塘寺的侧房。新添上几间教室，十分简陋。教师住在几间老房子里，阴暗、潮湿。我和两名算得上父辈的教师住在一起，初出茅庐，也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那时老师的薪金是发实物。乡里设有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由地方统筹稻谷，教师每月领取两担稻谷。学生多数住校，食堂略有节余，老师可以免交吃米。
    泉塘比较闭塞，封建守旧思想缠得很牢，对孩子们的教育热衷于私塾，一个自然村有几名学龄孩子，就聘请一名老先生给孩子们启蒙，多数农民家庭要求不高，只希望孩子能记工帐也就行了。抗战开始后，乡、保都兴办国民学校，免费入学，但是多数学长不够理解，仍然重私塾，轻公校，于是实行查封私塾，强迫学龄孩子入国民学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几年未能解决。我们中心学校教师最感头痛的事是去村里查私塾，乡邻乡亲难以启齿，但县教育局逼得你不办不行。记得码头徐家店一名乡绅总不肯把他的孙子送放学校，我们到了他家，限定日期把孩子送入学校，后来他把孩子领到我们面前道出苦衷，那孩子满头头疮，前齐额，两旁及耳，堆起层层黄痂，水叽叽的，又腥又臭，他担心孩子入学会受到他人嫌弃。虽然如此，他家的私塾还是给封了。过了几天，那位家长果然将孩子送到了学校，但每星期只住两天就回去了。这孩子天资聪颖，后来头疮也好了，满头黑发，在解放后成为县财经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
我在小学教高年级的数学和自然课。高中毕业教小学课程当然不会有多大困难。而且刚走上工作岗位，热情很高，认真备课和批改作业，很受学生欢迎。那时县政府教育科有位余督学，工作认真，经常在各学校巡回督导，听课评课，不讲情面，我们教师对教学也就不能马虎了。另外我还带高年级的体育课，经常和孩子们一起踢足球，也很快乐。
    那时，学校领导频繁调动，我们泉塘乡中心小学的第二学期换了校长。那位余督学也调动了，教师也有变动，我们的生活逐渐变的散漫了，夜里，经常打麻将，很少看书自学。教师中有五人曾与我先后同学，有的已经有了孩子，年轻人在一起，只谈吃喝玩乐，不思进取，我和大家一样鬼混，鬼混的日子总是容易过去的，转眼已是两年过去了，两年中学校也换了四任校长。

天山童姥

建议今后更新部分单独发帖。

阿 木

欣赏

二锅

天山童姥 发表于 2014-12-29 08:58
建议今后更新部分单独发帖。

就不单独发帖了，单独发帖的目的无非是多吸引关注，我认为爱看的自然会看，不爱看的哪怕是置顶飘红也是不爱看，您说呢？

二锅

3.考大学的苦恼

      抗战胜利后，内迁的机关和学校都陆续复员了，安徽省政府迁到合肥建立新省会（战前在安庆），安徽行政学院迁到芜湖更名安徽学院。原国立安徽大学决定在安庆复校。这些变化，都给青年学生带来了希望。我也从沉沦的边缘醒来，考大学的机会终于来了。怎么办？我下定决心去试试。我报考安徽大学法律系。在当时，法律、政治、经济三学科是热门，人人都想当官，考这三个专业的人特别多，人们戏称“法、政、经”为“发神经”。对于这次考试，我不抱录取希望，因为那时大学不仅是考知识，更重要的是后台关系。榜示出来了，我当然是名落孙山，但我不气馁，自己在过去的两年根本没复习功课，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与我同班的那位“林妹妹”居然考上了历史系，我自问凭实力她考不过我，只是她有一位在省教育厅当官的姐夫，我就没法与她相比了。

    学校在录取榜后面有一则附告：在录取线下有部分考生可以入学校补习班，于是辞去教师的工作，继续读书了。

    安大补习班设在菱湖的原奎文女中，共有两个班，我与郝秀梁又是同班学友了。补习班学生自己解决住宿问题，我们吃住在附近农家，花费不多。郝秀梁有个表兄在安大法律系任教授，名陶秀，曾留学法国都鲁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由秀梁引见，我与他认识，且常来我们住处吃饭，此人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在校中不是知名人士，堂堂洋博士，大学教授，已过不惑之年，仍然单身，个中奥秘，别人难解。陶教授当年留学法国，完全是由他的姐夫王家河那位竹席大商资助的。陶教授不善于生活，他的住房内乱七八糟，地面香烟屁股成堆，桌上堆满香烟盒子，什么“美丽”“小刀”“前门”等等，室内有一股浓烈的烟臭味。郝秀梁在补习班只读了三个月就参加青年军去了台湾（后在那里找关系进入花莲中学教书），秀梁走了，我们对学习抓得更紧，相互磨砺，相信苦战总能赢得胜利。

    补习班同班有个韦启甲，家住孝肃路，与我成了好友，在一起无所不谈。我们有个共同的认识，无论是考大学或是找工作都必须有背景，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当时广大青年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韦启甲告诉我，他参加了中国青年党，劝我也加入这个党。青年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只是从它的名称来看，应该是为青年人谋发展的。经过一番思考，我与韦启甲周去设在育婴堂一号的青年党市党部做进一步的了解，市党部负责人江一之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和我们亲切交谈，有问有答，没有官架子。经过几次交谈，我的思想活动了，因为考大学毫无把握，前路茫茫，也是“病急乱投医”，认为参加这个党没什么坏处。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青年党也有一席之地。一天课后，补习班共有五人到市党部填写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是江一之和韦启甲二人，没有什么宣誓仪式。江一之告诉我们，青年党互称“同学”，同时，他为我们着想，让我们有两个准备：主要是考大学；万一不成就找工作。他告诉我们，青年党在望江尚未建立组织，暂时挂靠在东流县组织内，望江县政府的第一科长冯乔是“同学”。市里可同他联系，叫他找个小学校长职务，让我去那里担任校长，可以带几名“同学”去当教师，并筹备建立青年党党部。“一失足成千苦恨！”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走错的第一步，就是这一步后来给我带来深深的厄难。

    在放暑假前，补习班举行过一次很正规的模拟考试，我的成绩不算落后，自我感觉这一年中收获不小。但安徽大学复校未久，师资缺乏，院系不多，招生减少，我仍然报法律系，也仍然失败了。

    这年上海的“震旦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也在安庆设考区联合招生，我也还报法律系，我对自己的应该比较满意，只是报考的人数多，谁也没有把握录取。

    考试过后，我感到特别疲劳，思想很紊乱，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江一之的介绍信加望江找冯乔，他很热情地招待我，答应给我找个小学校长职务，让我先回家等待。未过多久，果然县政府的委任状到了，派我为南西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但问题来了，那小学的原任校长是我读初中的同学，我能好意思去夺同学的饭碗吗？故迟迟不动在家等待，在即将开学前夕，我接到了上海震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家人、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那时乡邮条件差，泉塘乡仅有一家邮政代办所，由金鸡山李家新屋一家小杂货店代办，没有专人投迭。幸亏一位热心人把我的邮件托人带到我家，这样，当我接到通知时已接近开学了。

    我马上去望江找到冯乔，说明情况，把委任状退回去了，向他表示歉意。

紫依淡雅

二锅 发表于 2014-12-29 14:27
3.考大学的苦恼        抗战胜利后，内迁的机关和学校都陆续复员了，安徽省政府迁到合肥建立新省会（战前在 ...

欣赏！

二锅

紫依淡雅 发表于 2014-12-29 14:34
欣赏！

只要有一个人在继续等更新，打字辛苦一些也是值得的

紫依淡雅

二锅 发表于 2014-12-29 16:01
只要有一个人在继续等更新，打字辛苦一些也是值得的

我在等着看！{:soso_e100:}

二锅

上海四年

1.踏入大学之门

    大哥为我日夜奔走筹集学费，亲戚、朋友也都帮助，特别是姐夫给我的资助不小。那时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已达高峰，法币和关金票面额由壹圆、拾圆、壹佰圆、壹仟圆增加到壹万圆、伍万圆。法币最高面额竟达“伍佰万圆”贬值之快，朝夕不同。于是推行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企图挽救经济危机。但在当时农村流通仍然以法币和关金为主，也有少量银元和实物交易。

    我动身去上海时带了一小皮箱法币和关金，另外有20多块银圆，这回我不敢走内湖去安庆了，因为在补习班时寒暑假回途中曾两次遭遇土匪，仍然心有余悸。那是头年寒假，我和七名家乡的卖油客人结伴回家，其中有我的表兄王同应。我的简单行装和几本书都搭在他的担子上。当时他把卖油的钱夹在我的书中。冬日，湖水退尽，我们都步行，打算赶到江镇歇店。当我们到达湖心时，望见前面沙滩上坐着两人，但在我们前面有几名行客从他俩身边走过去了，在我们的后面相隔不远又有一班行客。这样我们的伙伴也就放心赶路了。当我们到达他俩身边时，两人猛地站起，喝叫我们“站住！”两人抽出盒子枪，一前一后拦住我们。那时，我头戴礼帽，身着长袍，他俩估计我是老板，首先把枪对着我。

    我说“老乡！你别误会了，我不是老板，我是学生，寒假回家。”

    他把枪向旁边一指，历声喝道“学生站到旁边去！”

我当即丫到旁边去了。他俩一人搜查油客，一人看着我们。油客中有个中年人胆子很大，他乘搜查别人时，背起钱包拼命逃走。那看队的匪徒立即把枪指向那人，喊叫他“不要逃，要逃，开枪打死你”。那人仍不停步，相隔约40步远，这边土匪果然开枪，那人头上的旧礼帽落下了，我心中一惊，怕是那人中枪了。他很快拾起礼帽又逃。匪徒估计抓不到他了，马上再来搜查油客。油客卖油的钱和香烟及一点衣料都被掳光。当要搜查我表兄的担子时，我壮着胆子说“老乡，担子上是我的简单行李和几本书，你要不嫌麻烦，我就打开来让你搜查。只是太阳快下山了！”

    其中一匪徒马上说“学生的东西不检查”。

    两人立刻抱着打劫的物品向湖边的山上走去。我们赶到江镇歇店时，店老板说“昨天夜里我们镇上还有几家被抢，拦路抢劫那是寻常事哩!”

    第二次遇匪是当年暑假。那天朗朗晴空，南风阵阵。我从安庆乘帆船回家。船遇逆风，行得很慢。正午时分，船到湖心。侧面芦苇丛中出来一只划子船，上面一人端着长枪瞄着我们的船喊话，要我们的船落篷。船老大立刻转舵，借着风顺，远离匪船。我们只是虚惊一场。

    这次为了安全，我决定绕道望江华阳再乘小轮去安庆。在华阳去安庆的船上，一位老大哥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告诉他，他去上海读书。他马上对我说，望江县城里有一位张善乐先生在上海当律师，住上海西门路缉五坊一号，对待家乡人很热忱。我当即把它记在小本子上，对那位老大哥的关怀表示谢意。同时又急忙找到韦启甲向他告别，然后直奔大轮码头，时间紧迫，不容我等待招商局大轮，决定搭中轮到南京改乘火车。坐在轮船上，江风凉爽，心情舒畅。与我坐在一起的有一名中央军官学校的学生，我们谈得很是愉快。到南京下船时，那预备军官主动帮我提着那小皮箱，我自己扛着行李从人群中挤过。我一个农村小子，涉世不深，没想过那只小皮箱是我的命根子，怎么能轻意让别人来提。幸亏他为人忠诚，一直把我送到车站乘上去上海的火车，出门能遇上这样的好人真是幸运。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又是第一次去上海读大学，精神兴奋，思绪万千，火车的木板硬座很不舒服，我毫无睡意，火车经过镇江、苏州时，那万家灯火辉映星空，星光灯光，闪耀成趣。火车过苏州不远，就能隐约地感到上海的哄声。天刚薄晓，火车到达北站，不少人送上毛巾拉人洗脸，的确乘了一夜的火车，满脸灰尘，洗个热水脸，人也精神了。我随着黄包车轮的滚动进入高楼大厦的林森中路（淮海中路），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空中闪烁着奇花异彩，让人眼花缭乱，昏昏沉沉，似有睡意，突然车子停下，拉车人说“到了！”我猛的惊醒，抬眼一望，那高大的门楼上横嵌着金晃晃用中法两国文字制作的“震旦大学”几个大字，在朝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这时我的心情有点紧张，东张西望，看守大门的人一眼看出我是新来的学生，很有礼貌的说：“您是新同学吧？请把行李搬进来坐，一会儿办公室有人上班！”我表示谢意之后，就呆呆地坐在门房里等待。真是太巧，祝世斌和几位同学夹着书本准备去上课，我连忙喊他，两人相见，欣喜若狂。他们几个人连忙帮我搬行李去他们的宿舍。他告诉我，学校上课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不读法律改读中文了，因为法律系要先读一年法语，然后好听法语讲课，中文系仍学英语。他带我去见教务长，他是一个瘦小的法国人，中文名字叫乔典爱，我把我迟到的原因向他报告了。他很高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欢迎您！”我要求改读中文系，他给我一张便签，让我办了入学手续，我的一颗紧张的心这时总算平静下来了。

    祝世斌上课去了，我走进一家小店，叫碗“阳春面”（光头面），自己加点辣椒，勉强对付一下那咕咕叫苦的肚子，然后信步街道，转弯抹角地在一条较小的街道上发现了家叫荣升的小电影院在放电影。虽在上午，也有不少人购票入场，这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记得在安庆读补习班时的一个秋夜，安庆体育场放电影，观众拥挤，那是无声电影，银幕上放映出抗战时期滇缅公路那条国际交通要道上的汽车和大象、密林等画面，模糊不清，上海到底是大都市，这个门面不大的电影院却是放有声电影。我第一次坐在电影院中观赏美国影片“飘”，觉得很是得意。说起来真是可笑，乡巴佬进城好似进了迷魂阵，我从影院旁门出来主迷失了方向，又不记得来时经过街道的名称，不知往哪里走，只好又坐黄包车回学校。那黄包车只转几个弯就到了。我想这事一定会成为那拉车人的笑谈，我也就不好意思告诉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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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着看！

紫依淡雅

二锅 发表于 2014-12-30 09:31
上海四年1.踏入大学之门    大哥为我日夜奔走筹集学费，亲戚、朋友也都帮助，特别是姐夫给我的资助不小。那 ...

欣赏！

东洲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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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__根

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