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人生散记》节选(更新至60楼）

二锅

                                                                                         上海四年

                                                                     2.解放前夕的上海

     上海，我国最大的城市，那时有500万人口，在清朝末期，它被西方国家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把上海几乎瓜分了，划分出各国的租界。抗战胜利后，租界归还给中国了。但上海仍然是半殖民地，在马路上随时可见一些大腹便便拄着手杖，身旁傍着金发碧眼手牵细犬的男男女女，神态傲慢，好像高人一等。那时大公司、大洋行都是雇印度的大胡子看门，一个个身材高大，用黄色布条缠绕成头盔，手持短棒，很谨慎地看着顾客的进进出出，维持秩序。

     上海市民受着西方文明的影响，男士们大多是西装革履，大沿礼帽；太太小姐夏日旗袍短到膝盖，高领短袖，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冬天则在长旗袍外面套上狐皮或海狐大衣，那时的太太和小姐都忌丰乳，流行束胸。但在马路上也会见到不少衣着粗俗满身油污的人，甚至蓬头垢面的乞丐。我到过南市的方斜路，矍中人路，那里房屋低矮，与农村不相上下。更有苏州河沿岸的棚户居，多是破破烂烂的芦席和茅草搭成的小窝，很难谈得上挡风避雨，那里散发着臭气，飞舞着苍蝇，下雨门前是烂泥，天晴屋里一团热气，探头打量，里面往往是灶炉和床铺同处，他们多数是苏北和山东的外流人口。一些小孩穿着破烂的衣衫，提个小铁皮罐，上餐厅乞讨残羹剩饭之后，三五成群的在苏州河各桥头等候，有人坐三轮车、黄包车过桥，他们就拥上去帮忙推车，坐车的人一般都给点赏钱，不然的话，那班小喽啰也是不好惹的。再看与之成对比的南京路，西藏南路，淮海中路及外滩处可算得上“十里洋场”。国际饭店有24层楼，是上海最高的建筑，其次是13层的迦陵大楼。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先施公司，大光明电影院，国泰电影院，它们都是高大的建筑。外滩则是银行和洋行集中的地方。

     有人说：“上海是有钱人的天堂，无钱人的地狱。”我看这很现实。我是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去上海的，那年冬天特别寒冷，一连下了几天大雪，这对流浪街头的乞丐是致命的打击。据报章公开报导，因大雪冻死街头的达到500多人。我不了解上海在以前的冬日是否发生过这样悲惨实事，只是上海人对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应。在我们学校的门楼前冰层很厚，紧贴着铁闸门仅有尺宽的水泥板上没盖冰雪，但刺骨的寒风却无法遮拦，就在这块无冰处有一名老汉蜷缩在那里颤抖呻吟，有人围观，我初见此事十分心酸，恻隐之心驱使我回到住处把自己在安庆时穿的棉袍取来给了这个形将冻死的老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也是当时的现实。

     眼观现状，万千感慨油然而生。我们这么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无数先烈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老百姓仍然得不到安宁。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是日寇欺凌，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总算把日寇赶走了，租界也收回了，但是美国又帮助蒋介石挑起内战。美国军人开着吉普车在上海那样的都市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在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在武汉发生景陵大楼美军集体奸污事件，这样的可悲可耻事件，如何能够容忍！

     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蒋经国打“垄断老虎”。两项措施都彻底失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无法控制。为生活自杀，为破产跳楼，日有所闻。内战不得人心，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们发疯了，特务到处开黑名单，杀害共产党员。就在我入校不久，上海工人领袖王孝和被杀害，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慨，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大游行，反内战大游行，这时上海是一片白色恐怖。大学生只要在学校思想表现比较积极的，平时言论有对当局不满的，都有被“疯狗”咬住的危险。据说一些进步学生被捕后，被装入麻袋抛入黄浦江了事。当时震旦大学有八名学生被捕，学校公告栏称他们是异党活动分子，通告开除学籍。据说这八人没有一个是共产党人，后来都由他们的家长上下活动，总算平安到家了。

     时局变化很快，人心惶惶，上海某些单位搬迁去了广州。一些富翁也搬到广州甚至国外去了，震旦大学有一些高年级学生被保送出国留学了，其中就有安庆的鲍克劲、管茂生和曾先逵三人。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厂里发产品代替工资，于是大街小巷到处是地摊。银元贩子也在大街小巷收集银元，因为那些打算离开上海的人都在积极捞取金条和银元，这些硬通货到哪里都不会贬值，都会受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的黑暗统治进一步加剧了，市长吴国桢是蒋介石的死党，警备司令宣铁吾是杀人的魔王，更派来汤恩伯加强防务。在不少较大的马路旁边构筑了防护工事，每隔上百米就建个地堡，某些路口还建起了碉堡。上海居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惶恐不安之中，那些闪烁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很少了。

二锅

bcz1975 发表于 2014-12-31 21:35
我在等着看！

46楼已经更新，谢谢关注

二锅

上海四年

3.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设在重庆南路，横跨马路东西两侧。这条马路原是芦湾区和崇嵩山区的分界线，东侧是嵩山区，西侧是芦湾区。我入校时，它已经是近百年的老牌大学。当时上海规模较大的大学除交通、复旦、同济三所国立大学外，就数震旦、圣约翰、大厦、沪江四所私立大学规模较大。震旦是法国人办的，圣约翰是美国人办的。复旦是在二十世纪初从震旦大学分离出去的，那是一批在震旦大学任教的知识分子如马相伯先生等人受不了外籍教授的歧视，出于自尊自强，他们离开了震旦大学，别创新校，名叫复旦大学。后来改成国立。震旦大学除重庆南路的本部，别在长乐路设有女子文理学院，并有两所附中，有规模较大的博物馆，有上海一流的广慈和仁济两所附属医院，有名为顿巴斯的狂犬病研究所，有徐家汇和佘山两座天文台，可见它的附属体系相当庞大。

      学校因为跨越马路两侧，所以把它分为宿舍区和教学区。学校的大门是开在嵩山区那边，在高墙大院中竖立着七幢三层大楼，周边都被高大的法梧所围绕，中间的草坪、花圃、人行道安排得井然有序。其中有三幢楼为教职员工居住；有两幢住教徒学生，因为他们每晚都要在圣母玛丽亚像前唱经祷告；还有两幢是非教徒学生的住房。宿舍区向合肥路有个小后门，开放时间不多。教学区面积较大，横跨重庆南路与思南路之间的整个一段地面，四周高墙围成长方形大院，大院敞开着大门，可能自由出入。敞门偏西端，正与宿舍区大门相对，进入敞门左侧是具有700多座位的很有气派的大礼堂，走过礼堂是一座宏伟的五层红色教学楼。大楼中间为过道，四方四个大门，四通八达，地下室全部做实验室。第一层只有六间课室，办公室都在一层，另有一座很大的“李氏藏书室”，专门收藏李鸿章捐献的珍品图书，那些书籍一般不准借出。第二、三层全是教室，层层有卫生间及老师休息室。图书馆及阅览室在四楼，几首占去楼层一半，楼梯口有两个小间，一是图书目录室，另一小间后来给我们系里作为系刊《震旦文学》的编辑部。大楼的直升电梯专门为老师及办公人员服务。在教学楼背面紧贴后墙有一排小平房，那是医学院的解剖室，一具具用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尸体平摊在解剖床上，原型毕露，男女学生豪无顾忌地列坐两旁，聚精会神地进行解剖，教师在旁边观察指导，我参观一次后既恶心又害怕。离解剖室很近的院墙上朝思南路有个小门，与广慈医院的后门斜对面，医学院的学生去医院实习和其它院系的学生去医院看病都是走这个后门。教学楼的西侧是厨房及大餐厅，它与法商水电公司紧邻。在进入敞门的右侧是学校的体育场，范围很大，可同时展开足球、篮球等多种活动。

      从学校的大门楼出来向右走过合肥路口都是高楼大厦，有巴黎公寓，震旦博物馆。从教学区大门出来向左走过学校体育场的外墙是一座大教堂，尖塔式的屋顶高耸入半空。教堂紧贴复兴中路，那里有个公园，在抗战前它是专供法国人游乐的，听说早先公园门口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抗战胜利后租界收回，那块羞辱我们民族的牌子当然砸掉了，并改名复兴公园。反向回走，教学楼紧邻是法商水电公司和电车公司，然后是建国东路。

      震旦大学设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工学院、医学院，还另设有女子文理学院。教室和宿舍都是钢框四扇门的大玻璃窗户，门上开个小窗子，便于管理人员观察。

      震旦大学以上海籍学生较多，有外国学生和华侨子弟，教学楼前的停车场上经常停满形形色色的车辆，可见这个学校学生的家庭情况了，像我和祝世斌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恐怕为数不多了。

一家之主

欣赏

紫依淡雅

二锅 发表于 2015-1-4 16:39
上海四年3.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设在重庆南路，横跨马路东西两侧。这条马路原是芦湾区和崇嵩山区的分界线 ...

欣赏！

二锅

                                                                             上海四年

                                                                      3.大学生活的开端

       震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只有一个班，四十多名学生，清一色的男子汉。祝世斌和我同班，另有谭之仁和孙家澄两名芜湖同学，我们算是安徽同乡了，他乡遇害老乡，感情自然容易接近了。我与祝世斌同住一室，那是宿舍区最深处的一幢楼，称为七舍，每室住五人，单人钢丝床，每人有一张书桌，有工友送开水和打扫卫生。食堂是分食制，每周买一张饭卡，取饭销卡，食堂有点受西方生活影响，早餐供应半个“罗宋”面包，用肉泥或果酱夹心，外加一小碗豆浆，午晚两餐供应大米干饭。白天课程不多。晚间自由活动。生活很是愉快。

       祝世斌和我喜欢逛马路，农村小子进了大都市样样感到新奇。我们走进八仙桥的“大世界”，迎面有四块高大的镜子，名叫“哼哈镜”。它利用光学原理让你多变：变胖，变瘦，变成巨人，变成小不点，变态多端，让你哼哈大笑。大世界是个俱乐部，可以看电影，看京剧，越剧，沪剧，滑稽戏；可以听弹词，大鼓书； 还可以坐茶馆品茗清淡，游乐很多。我们又走进大新公司，踏上卷式电梯进入商场，日光灯照得如同白昼，那里的商品真算得是琳琅满目。我们只是走马观花，不敢问津。祝世斌到上海后更换了衣着，那身西装也很不错。但我仍是穿安庆读书时穿的麻胶布学生装。此时此地真害怕那看门的印度大胡子把我看成是“犹太瘪三”。

       当时我的经济条件无法改变我的行装，原来打算足够半年的那一小皮箱钞票，已经贬值得形同废纸。我为生活担忧，神不守舍，上课瞌睡，老师批评，我在上海举目无亲，很快就要饿肚子了，哪还有心思谈读书呢！

                                                                                

              

                                                                              4.他乡遇恩人

       一天下午课后，我一个人毫无目的地由重庆南路逛到自忠路，突然发现左边弄口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张善乐律师事务所”。我再仔细一看，高兴极了。没错，是在华阳至安庆的船上那位老大哥告诉我的“上海家乡人”。这自忠路原来叫西门路，这个弄堂很小，没有高大建筑，看来是一般平民居住的地方。我很快找到一号门牌。我敲门，门开了，我很有礼貌地请问：这是张善乐律师家吗？

     “我就是张善乐，你有什么事，请进来！”他马上站在门旁，以手示意。

     我跨进门很快就说：我是从安徽望江来的，在震旦大学读书。我在华阳乘船时有位老乡向我介绍过张先生，所以特来拜望！

     “啊！谢谢，同乡，太好了！”张先生十分高兴，连忙沏茶。他那微胖身躯在狭小的客厅中高兴来的转来转去。马上又说：“望江来上海读书的人很少，那你家一定很有钱吧？”

     我不好意思地说出真实情况：我家在后山农村，不是富家，我来上海读书时准备了足够半年用费，谁知货币贬值这么快，我很快就要饿肚子了。

     “啊！是这么回事。”他略加思索后又问：“你会教书吗？”

     我立即回答：“我在家乡的中心国民学校教过两年书。”

     “那很好，我有个亲戚在圣约翰大学毕了业，暂时在一个小学读书，他身体不太好，要找个人替他分担一半课程，薪水两人对分，本来也有个家乡人在无锡国专读书，他打算来分担这课程，但考虑到他不在本市居住很水方便，你来了，那就太好了！你就在我家吃晚饭，等会我那亲戚就要过来，你们先认识一下，然后让他带你去学校看看。那小学离震旦大学很近，你还可以住在小学里，省得交大学的住宿费”。张先生为我考虑的太周到了。我内心十分感激。张先生约五十多岁，面部白皙，这时仍穿一件束腰的毛巾布睡衣，举止斯文，和蔼可亲。

     不一会儿，有位中年妇女来了，张先生连忙给我介绍说：“她是我的太太，姓章，杭州人。”转身又对他太太说：“这位是我家乡郝先生，在大学读书。”

     我当即站起来，叫声：“张太太！”

     她热情地张开笑脸，说道：“家乡客人，欢迎，欢迎！”这位张太太长的挺秀气，一眼就看出她是知识分子，张先生把我打算去小学兼课的事说了后，她马上进入厨房准备晚餐去了。

     张先生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已有两个读中学。他家的住房很挤窄，在一间较长的房中用布帘隔开，前头小部分做客厅，后边做卧室，厨房是门边贴的一点小间，看起来很是简陋。但在上海一般市民中能有这样的家也是很不容易的，张先生在上海不是名律师，可以想见他家经济情况是够紧张的了。

     快进晚餐了，张先生的那位亲戚到了，他名叫蒋时驹，是张太太娘家的亲戚，身材高高的，只是很单薄，他有些咳嗽，可能肺部有点毛病，张先生把我的情况对他说了，他很高兴，饭后，他带我去看了小学。

     那小学名叫湖南旅沪小学，是湖南旅沪同乡会创办的。它在顺昌路太平桥小菜场对面的鸿福大礼厅楼上。湖南人在上海经营酒业的很多，在这一行业中很有实力，他们成立了汾酒业公会。那时，汾酒业公会，同乡会和小学同在礼厅的二楼和三楼。

次日下午，蒋老师再次带我去学校，会见教导主任陈汝行，看样子他有五十多岁，矮墩墩的，穿黑色毛毕叽中山服，向后拂的头发梳的一丝不乱。戴高度近视镜，看人很深沉，一口湘乡话，鼻音很重。另外有位姓张的庶务，也是湘乡人。陈张两人掌握学校大权。同时还与几位女老师见了面，她们都是与湖南人有关系的。那天没有见到校长，据蒋老师介绍，肖炳星校长也是湘乡人，很少到校问事。

     我有了工作就不愁饿肚子，可以安下心来读书了。我住进了小学的宿舍。我与陈主任协商好，教书不耽误自己上学，工作与学习很协调，只是两条腿太辛苦了。

     蒋老师把六年级的国语和英语课让给我教。我初到上海，听不懂上海话，更不会说。全校只有我一人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上课，学生反映听不懂。一天上午，肖校长来到学校了，陈主任把学生反映告诉他，校长与我见了面，用湖南普通话和我谈话。他西装革履，领带整齐，五十多岁的人修饰得像三十多岁的样子，他鼓励我学点上海话，多与学生交流，与学生建立感情。于是他和我同去六年级教室，他对学生讲话，他把学普通话的重要意义向学生说明，要求学生学习普通话，后来我让学生教我讲上海话，我教他们讲普通话，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我们师生关系逐渐融洽了。

     时局变化很快，上海的《新闻日报》社迁到广州去了，小学有位女教师要随在报社工作的丈夫去广州，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的课程由一位安庆老乡韩振帮接替了。韩已高中毕业，住在他姐姐家里，姐夫老吴原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差，租界被收回后，老吴失业了，韩也推动依靠了。韩到小学后，与我同住一室，我们住的阁楼，冬冷夏热。好在我们都年轻力壮，又是老乡，相处融洽，生活很是愉快。

     肖校长是民社党人，民社党给他选上了国民大会代表，在选举总统时，代表们都得到了金条，肖校长从南京开完国民代表大会回到上海后辞去了校长职务，带着老婆孩子回湖南老家去了。继任的校长姓钱，是大商，老婆在家开诊所。经济条件好，所以也是挂名校长。

     在小学就餐有七八人，男男女女，团团一桌，伙食由张庶务管理，照上海一般人的生活习惯，早餐吃泡饭，就是把头天晚上剩下的干饭加水烧滚即成泡饭。买点油炸黄豆或花生米酱菜之类就对付过去了。中餐、晚餐要吃得好些。湖南人喜欢吃辣味，无菜不辣。我初食极辣，额上冒汗。后来对辣味也就适应了。他们还爱吃烟熏肉，那是把咸肉挂灶头上让烟熏，过上十天半月才吃，果然美味。

     我拿到薪水后，首先添置生活用品。原来一直用牙粉刷牙，现在改用牙膏了。又去石门路专做学生皮鞋的店里买了一双翻皮的“学生皮鞋”，因为它厚厚的轮胎底，很耐磨又不需擦鞋油，很受学生青睐。

紫依淡雅

二锅 发表于 2015-1-5 10:33
上海四年                ...

欣赏了！问好！{:soso_e160:}

江湖中人

    欣赏

江湖中人

江湖中人 发表于 2015-1-5 14:04
欣赏

[发帖际遇]: 江湖中人 偷偷灌水被发现，系统惩罚1 个 雷币

二锅

天又冷了，伸不出指头来

二锅

6.寒假旅途见闻

     祝世斌有位岳西老乡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干差事，他们有一艘舰艇要去武汉，当然途经安庆。他找到这个关系，邀我结伴回乡。

     舰上多是军官，都住在舱内，我和祝世斌找了个避风处就地坐着，只好闲聊消遣时光。那些军官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在餐厅里赌“沙海”，桌上堆起金元券和银元，欢声笑语，闹了一夜。

     我回到家后，村里人都围着我问这问那，想听上海传奇，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很少有人去上海，大家都想知道上海的楼房有多高，上海有些什么样的外国人。我的祖母和母亲最关心的是我的婚事，因为曾经有人给我介绍还在读师范的泊湖徐小姐，并把照片寄到了上海，我从照片看，眉清目秀，很是不错，拖了很长时间没有给人家一个回音，如今两位老人家问起我的打算，我想自己正在读书，将来去什么地方工作还不知道，所以不宜急于成家。我把徐小姐的照片交给了母亲，让她交还给那位介绍人。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人家。

     时局越来越紧张了。过年以后，国民党安庆驻军刘汝明部祸乱长江，影响航运。客轮时通时不通。我准备返校，赶到华阳，住在章瑞武家，这时他已是华阳邮电支局局长，我等了两天，仍然没有下水大轮，正好华阳河水利工程处一艘小轮替茅工程师搬家去九江。我搭上了小轮到达了九江。在旅社等待多日，据说下水客轮是无希望了。又听人说，中国旅行社有飞机从南昌飞到上海，我赶到九江分社问讯，说机票已预定到半个月以后了。为了赶上开学，唯一的办法，只能到南昌乘火车走浙赣线到杭州再转沪杭线到上海。据说浙赣线的交通也很不正常，没办法，只好走一程是一程。九江列车到达南昌后，许多人力车都围上来拉生意，我找一辆人力车去南昌南站。车力资是在上车前讲好的，可是未到赣江大桥他把车停下，要我增加力资。随你怎样讲道理就是不走。没有办法，只好任凭那位“老表”敲竹杠了。

     当我到达南昌火车站时，站外售票处、候车室都是冷冷清清的。我在售票窗口前等待售票，有位旅客也来买票，他告诉我，晚上十点有一列慢车经过南昌，月台上人堆满了。我转身去月台，那里已是任人自由出入，真是人山人海。有不少人打开铺盖睡大觉。据说他们已经等候多天了。有军人，有学生，有生意人。人们很自然地毫无拘束地成了伙伴，谈这谈那，问这问那。我和几个人正谈话时，身边有个矮个子人，剃平顶头，刮骨脸，穿灰布褂，胸前一排布纽扣比普通人多。也许他听出我的乡音，此时他没有礼貌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听他说话的口音，好像是太湖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要认老乡还是有别事，但我对他没有好感，也就随便答到：“你问我什么地方人干什么？”于是他也很不客气地说：“我就是要问你，你跟我走一趟。”

     两人形成不好的态势，旁边有人忙劝和了，我也就即刻离开，钻到别处人堆中去了，我想，那人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很害怕遇上麻烦，眼睛时刻注意着他是否跟踪。我不断的往人堆里挤，免得被他发现。

     时间在喧闹声中悄悄过去，很快到了十点钟，那些睡觉的人都起来把铺盖卷起重新打包，一个个丢去了倦态，振作精神，准备抢先上车。

     列车终于来了，站台一片混乱。车刚停稳，人们就不要命似的拥挤争先上车。有不少人从窗口钻进去。我提着小皮箱看好一个窗口，也很轻便的钻进了车厢，定神一看，没有空座了，但有一个座位上只在椅背上放着一件黄色雨衣，那说明也不是空位。我实在累极了，走到那个空位前把雨衣挪动一下，打算坐下来暂时休息一下，旁边有两个人立刻发话了：“这里有人坐。”

     我很有礼貌地说：“不要紧，我太累了，暂时休息一下。有人来了我就让座”

     一青年问：“你到哪里去？”

     我回答说：“我去上海读书。”

     另一青年连忙站起来发话：“啊！你是学生，我们也是学生。这个座位没有人，是我们占住打算睡觉的，你坐好了!”他连忙把雨衣取去。

     “谢谢你们，太好了！”我从内心感激他们，真是惺惺惜惺惺，学生惜学生。原来这节车厢是软座，票价要高很多。我心中正打嘀咕。我对他们说：“我还没有买票。”

     他们说“不要紧，你不用买票，我俩是从东北过来的，现在要到杭州办事。我们有公文，查票时，我俩替你讲话。”

     随着列车的开动，嘈杂混乱暂时停止了。疲劳的人们也暂时得到休息了。

     次日凌晨，人们还在朦胧倦睡中，铁路警察从人挨座查票。但车上几乎没人买过票。路警要乘客补票。这节车厢中有不少从湖南来的军官，他们趁战乱时跑生意。他们不但不补票，反来对路警咆哮着：“他妈的，老子饭都没吃了，家也没有了，你还票呀！票呀！”

     人们都附和着，要起哄了。路警见势头不好对付，就到另一节车厢去了。

     上午，列车到达浙江金华，停止不开动。据说是铁路工人罢工。人们议论纷纷。多数乘客下车午餐。我和那两名东北学生一同下车。记得在初中的地理中讲过著名的金华火腿，今日至此，真是闻名不如一见。这里在离车站不远的场地上，晒着一架又一架火腿。我们到大街上一看，也是火腿商店最多。一块块火腿上标着三年五年不等的红纸条，表明它制作的时间，年数愈久，价格愈高。新制的火腿和上海的鲜肉价格差不多。我们三人逛了几条大街，市面都不景气。我邀请他们俩去一家面馆吃火腿面，觉得很是愉快。

     列车在金华整整停了一天，车上又增加了乘客，车厢的行李架上都睡着人，甚至火车顶棚上也睡着不少人。次日下午，列车终于启动了。接近傍晚，列车通过钱塘江大铁桥。我是第一次看到铁路大桥，同时因为这座大桥是中国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设计，中国自己建造的。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骄傲。今日过桥，感到自豪。次日凌晨，我顺利地到达了上海。

     这学期，我仍然艰苦工读。除小学兼课外，陈主任还介绍我为勤丰纱厂的一名职工补习初中代数课程，安排在晚上，每周三次，每次一个小时，为了前程，为了生活，我也只好这么干。

     小学的蒋老师去了广州，由我请了祝世斌去代课。

     安大补习班的同学胡俊到了上海，找到我和祝世斌，我们同小学陈主任商量，暂时留在学校代课，仅糊口而已。

二锅

7、迎接上海解放

     解放军渡过了长江，上海更加紧张了。上海南北两侧的一些城市都解放了，解放军对上海形成了钳形攻势，上海成了一个“孤岛”。

     解放大军包围上海有几个月了。在震旦大学的大楼上晚间都能望得见照明弹此起彼落地划破长空。要离开上海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几个月来，常在夜深人静时听到炮，这时人们反而很安定了。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天气阴沉，我在小学办公室批改作业，突然两声炮响，好像就发生在小学的附近。我十分惊骇，有位女教师害怕得钻到桌子底下躲藏。据说，在嵩山区的拉格拉小学附近有个军火库，解放军的炮弹是向军火库发射的，幸亏只发了两炮，不然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5月23日，深夜，我在梦中被枪声惊醒。我和韩振邦，陈主任都披衣起床，几位女教师怕的连说话都打颤。一会儿，枪声停止了。夜，依然很平静，我们又重新入睡了。

     5月24日，清晨，一名到校最早的学生说，解放军进了上海，马路上正在过兵。我马上把这事告诉了其他老师，大家都有些惊慌。因为国民党把共产党宣传得太可怕了。我自认为是穷学生，没有什么可怕，急忙赶去大学。当我由太平桥转拐走上复兴中路时，果然解放军正在行军，秩序井然，没有讲话声，因为都穿布底鞋，脚步声也很低。他们的枪都挂在肩上，一点儿也不像如临大敌。军队有如此好的纪律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与国民党的宣传反差太大了。我赶到大学，学校的教学大楼的外墙上已挂出了一幅拖得很长的大红标语：“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学校隔壁的自来水公司的职工也正在悬挂标语。大街上的行人逐渐多起来了。锣鼓声、鞭炮声，随着朝阳的升起而喧闹起来了。臂上套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也在街上巡逻维持秩序。

     我沿着重庆南路漫步到淮海中路，看见有不少人围在一起好像在看什么布告。我也挤过去看，原来是临时组成的上海维持会的通告。会长颜惠庆通知全市，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工厂照常上班工作，学校照常上课。有了维持会的通告，上海市面很快一切正常了。上海解放如此迅速，是上海市民始料不及的，也是国民党守军想像不到的，解放军到达上海当天，国民党守军仍在黄浦江以南顽抗，藉以赢得从上海撤退的时间。上海三面被包围，只有海路一条撤退逃亡。据说在临撤退时，军舰不足以容纳，先上舰艇的人害怕行动缓慢走不了，催促启航；而岸上的败军在争先恐后地要挤上舰艇。当舰艇启航时，岸上的败军开枪向舰艇上射击，舰上也开枪还击，开成相互残杀的丑恶局面。这样一来，上海留下了不少国民党败军。他们临时把枪支弹药隐藏起来，这给上海城市治安带来了许多麻烦，于是清理残敌是上海重要的任务。

     上海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上海进入军管时期。军管会接收上海光靠解放军是不够的，必须发动群众配合。除某些重要的军政机关由解放军接管外，其余一般机关、工厂、企业则由解放军配合工人纠察队和大学生组成接管小组进行接管，接管工作进行顺利。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国际关系十分复杂。能在接管之后，没有发生骚乱之事，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上海解放是我思想的重大转折点，解放前，我根本不了解共产党，我怕听到的基本上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今天，共产党就在我的身边，从入城那天起，我所看到的解放军确实是仁义之师。在解放的前几天，国民党的军队还在作威作福，谁也不敢惹他们。事实胜于雄辩，谁是谁非，自然鲜明。

     上海虽然解放了，但失业人口增多。受战争影响的城市经济仍然困难。帝国主义不感甘心他们一手扶持的蒋介石的失败，对上海进行经济封锁。在舟山群岛未解放前，常有飞机从舟山飞来骚扰上海。从表面上看民心很安定。但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和留下的残兵败将还在暗地进行反动宣传。这样就有不少人还在观望着共产党能否在上海站稳脚跟。这里仅举一个既可笑又可悲的事例，在嵩山区的某一里弄，有个补鞋匠，暗地建立一个“顺正国”，有辅有宰，立后封妃，做起了“皇帝”梦。结果受到严厉惩处。

     敌人封锁，奸商作祟，国民党时刻想着反攻大陆，“飞贼”不时地从舟山飞来骚扰。一天午后，震旦大学正在午间休息。我班同学正在震旦文学的编辑部闲聊，突然飞贼临空，它的目标是企图炸毁离我们最近的水电厂，但因风向关系，炸弹落在了建国东路一家小电影院中，正在聚精会神看电影的群众遭了大难。此时，我们一些在四楼的同学惊惶失措，有的甚至从楼梯滚下去，随后，我们从窗口向下望，见一辆辆汽车从现场运载那些遇难者。他们高高兴兴地走进电影院，顷刻之间成了冤魂，能不叫人对敌仇恨！还有一次，也是午后，敌机又飞临上海上空，目标是江南造船厂。这个造船厂离我们大学有一些距离。敌机投弹轰炸后，引起大火，浓烟滚滚，覆盖上空，当时我手边有一部小照相机，很快从窗口拍下了黑烟笼罩的惨象，并在照片后面写了一句话：“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是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搜查去了。

     “飞贼”肆无忌惮的轰炸上海，人民解放军对上海的空防也逐渐增强了。有时夜间“飞贼”临空，地面的按照灯光柱划破长空，从四周将它牢牢锁定，让高射炮瞄准锁定的目标跟踪射击。记得在一天夜里，解放军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并将残骸陈列复兴公园展览。从这以后，“飞贼”不敢嚣张了，即使偷偷地蹿来，也不敢低空飞行了。敌人在外部对上海严密封锁，上海内部的一些投机商人也从中兴风作浪。古话说：“民以食为天”那些不法粮商企图从粮食来困死上海。那么大的城市，一旦闹上粮荒，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奸商大搞粮食囤积，不仅市面粮价飞涨，而且供应不足，据说有的粮商无处堆存粮食，连棺材里都存大米。当时上海市长陈毅专门为此事在广播中做过报告，劝告上海粮商不要大搞投机，扰乱人心。同时有关部门从四川、湖南等地源源不断调运大米来上海供应市场，可是一些奸商仍然抢购囤积。他们哪里知道共产党神通广大，任你抢购，大米的上市量一天天在增多，而且平价出售，这么一来，不但安定了市民的生活，而且对那些大搞粮食囤积的奸商是致命的打击。他们囤积的大米生虫了。“米老虎”变成“虫老虎”了。孔子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惑。”他们自作自受，天理照彰！

     青年学生与一般市民不同，思想转变较快，有不少大学生放弃读大学，报名参加随军南下的服务团，去为解放东南沿海各省服务。震旦大学有七人报名，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通知来了，不让我随军南下，要我去上海某中学任政治教师。我当时觉得不是我的理想工作，就没去报到，放弃了在上海工作的机会。

     震旦大学的同学受都会影响较大，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展比较困难，在学校党组公开后，居然有五名共产党员，同学们为之惊奇。党支部书记郑康林竟然和我是同班。我和他同班共读一年，未曾发现一点形迹。他是马来西亚华侨回到上海读大学。平时寡言少语，不爱活动，当我问起他在国民党特务对学校搜捕时他是怎么躲过的？他说事前他得到地下党组织的通知，几个人很快离开了学校。更让人惊奇的是上海一家大绸缎公司的小姐丁永宁也是共产党员。这位丁小姐平时是开小轿车来校上课的。她天生丽质，衣着时髦，看上去是典型的上海小姐。这时她已是医学院三年级学生了。组织上急需法人才，未让她学到毕业，就派遣她去布达佩斯，担任中国驻国际学联代表。

     学校党支部的凝聚力很强。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学逐渐地向党组织靠拢，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政治活动，这样一来，教会内部的反动组织“圣母军”也在暗中加强破坏，使同学之间不能团结。我在这时只是埋头苦干，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学业搞好，不能徒有虚名；另一方面要把小学生的功课教好，不负家长重托。我是两头忙，精力疲惫。暑假前，接到大哥的信，告知祖母已经去世。我把哀痛藏在心底，决定暑假不回家，要在假期中好好读书，充实自我。那时候我的思想深处总有一股浓郁的理想主义在萌动，有着无数的憧憬和希望

二锅

8、快乐年华

     上海解放后，不少外藉教授相继离开震旦大学，中国教授逐渐增多了。

     进入大二时，我们的系主任换了祁龙威教授。他是历史学家，担任我们班《中国通史》课程。他正步入中年，风华正茂，且思想进步，为人和善。同学们都愿意与他一起切磋学问。他常穿西装，很是潇洒。一口常熟乡音难改。爱吸香烟，手指都被烟熏黄了。他有个坏习惯，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喜欢掏鼻孔。

祁教授主持系务后，经校方同意，对中文系着手改革，首先是师资问题，由他出面聘请教授。顾颉刚、丰子恺、许杰、梅林等先生都来校执教。其次是改革招生陈规。原来震旦大学因为另设有女子文理学院，故中文系不招收女生。从这学期开始全面开放，招收新生时男女兼收，其它年级也招收男女插班生。这学期我班增加了六名同学，一男五女。班上有了女性，一似锦上添花。清一色的“比丘特”和“修士”都变得活跃起来了。在课余时间男女都可以快乐的活动。大学里的上海小姐在交际方面都很大方。不像我们中学时代男女之间的交谈带有几分羞涩和顾忌，很不自然。有了祁教授的领导，中文系逐渐在变化，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显得很有生气。我虽然在小学兼课，但同学们却推选我担任班长，系里决定出刊《震旦文学》，由我和葛浩洋担任主编，创刊号在校内受到好评，与上海大学的文学刊物进行交流。学校领导对我们的刊物也很支持，在四层楼上给了一间房子做编辑部。由于系里同学不团结，刊物只出过三期就停刊了。刊物虽停了，但编辑部仍然很热闹。在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常去编辑部集会，玩桥牌啦，学跳交际舞啦，很是快乐。男为大家都是大学生，言谈举止都很文明。不知是谁首开玩笑，把我班上的部分同学以动物为代号，叫出了个动物园，什么老牛、小牛、老狮、小兔子、喜鹊、小鸭子等等，后来居然声叫声应，觉得很是亲昵。老牛王永芳，班上数他年龄大，已结了婚，吉林长春人，他同时担任当时上海有名的国泰橡胶厂篮球队指导，那时国泰生产的“回力”球鞋是名牌产品，球队曾几次去国外参加比赛，享有一定声誉。老牛社会经验丰富，经济条件比较好，为人慷慨大方，全班同学公认他是老大哥，都很尊重他。他常在下午课后，组织同学开展篮球活动。女同学中的刘莲枝是班上的大姐，因为身材高大，头发蓬松，就叫她“老狮”。她同时在夜间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当时在上海是很有名气的，即开日班，又开夜班，“老狮”一门头专攻学业，很少参加班级活动。“小兔子”李济深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以不问政治为清高，我俩相处较好，在下午放学时，我常陪他逛马路，我们常在水果店里买两个苹果沿路啃着，边啃边谈，很有意思。他家住南市方浜路，开文具店。我常在星期日到他家去玩。他的父母待人客气，每次都要留我午餐。后来他与“小牛”王蓓谈恋爱，他们结伴逛街，我不能夹在中间捣乱了。小牛人很活泼，有外在的健康美。她爱好英语，与小兔子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接着祝世斌居然与班花胡玲玲也在萌发着爱情。胡的家庭可归属于资产阶级，住的是花园洋房，着装时髦，但她一点也不耍小姐脾气。几个月后一天，她邀请班上六名同学去她家作客。我和祝世斌都去了，午餐丰盛。我是第一次吃西餐，使用刀叉很不灵活。她的父母作陪，席间，她的父母说了些客气话以后，宣告大家，玲玲将不再上学了，她将去美国完婚，出国手续都已办好了。此时我们都很惊愕，事先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她已有对象，而且还在美国留学。她突然要离去，我们都有些不愉快的感受。这时，祝世斌有些失神了，两只金鱼眼呆滞了。后来玲玲从美国来信，说她常记起和同学们一起的愉快生活。外号“喜鹊”的方敦蘩，衣着朴素，颈项常围白巾，故名“喜鹊”。她匀称的身材，白腻的皮肤。两只玲珑剔透的眼睛。一头清水挂面式的黑发齐到耳下，毫不做作的举止，显得娴静大方。并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家住在自忠路仁吉里35号。父亲已去世，母亲主持家务。她的哥哥原在复旦大学读书，于解放前随复旦部分师生去了台湾。她原在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还有弟妹也在读书。由于我常去与她家不远的辑五坊张善乐先生家，我们多次相遇。后来，她邀我去了她家。她家住平房，桌椅都很陈旧，可见不是富裕家庭。后来我常常去她家，逐渐产生了感情，并且慢慢地公开了恋爱关系，同学们也常拿我俩开玩笑。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在编辑部闲聊，“老牛”带了照相机，大伙嚷着要他拍照。我当时穿着丝棉长袍，头戴法式呢帽，大伙说我像光绪皇帝。在拍照时，有人把敦蘩拉到我身边，说珍妃来了，惹得大伙捧腹大笑，敦蘩顿时脸色飞红，对我怒目相视。尽管当时有点生气，但从这以后，我们的感情更深了。比我低一班的汉口同学张厥候有部照相机，我借来学习拍照。有一段时间，我对拍照着了迷，敦蘩当然是我学习拍照的模特。我俩去龙华拍过桃花，去苏州拍过园林风景。我在这时真是神魂颠倒。醒时，睡时，行时，无时不有一个倩影盘据在心头，感觉热血沸腾，坐卧不宁，寝食不安。既不能沉下心来读书，也不考虑班级工作。结果系主任找我谈话，要我搬回大学宿舍，叫我要振作精神，搞好班级工作。

     由于震旦大学的特殊环境，学生会和班级工作相当重要。教会中的反动组织“圣母军”的反动宣传，一般教徒都以不问政治为“清高”。但青年人的头脑是非常灵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大多数同学能辨明是非，逐渐靠近党团组织。这学期，我们中文系开设哲学课程，由留苏教授徐浩讲课。首先学习恩格斯的“从猿到人”，这与上帝创造人类的教义是矛盾的。恩格斯认为人是由古猿经过劳动逐渐进化面来的；教士传道说，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用泥土捏城人形，这是人的躯体，然后对着躯体吹口气，这就给了他灵魂。躯体和灵魂相结合，就是有生命的完整的人；人死了；是灵魂脱离躯体上升天国，躯体又回归自然成为泥土。这两种理论，引起多次濒临辩论。后来，我们还就其它哲学问题举行过几次辩论会。

     这年春节，我班外地同学都不回家过年。大家约定都到学校团聚。每个上海同学从家中带一样自己做的菜来学校一起欢度除夕。这天夜里，天气暖和，我们28人欢聚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男男女女，吃喝猜拳，毫无顾忌，餐后，我们先是每人唱一首歌或唱一段戏。我的嗓子不好，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唱了几句黄梅戏。那时上海人还没听过黄梅戏，亡腔走板也无所谓，大家快乐罢了。后来又把课桌移到四周，跳起了交谊舞，三步、四步、华尔兹、探戈，舞姿翩翩。敦蘩把我拉到场中要我伴舞，我那时勉强能跳四步和三步，弄不好还会踩脚。她耐心伴舞，总算没有出洋相。舞会散后，大家一齐拥到老牛家，又是吃喝快乐一阵后才各自回家。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过年，也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一个除夕之夜。

     新学期开始，我班少了三名同学。芜湖老乡谭之仁转读北大，李济深和王蓓转读复旦。

     暑假期间，我应国泰电影公司邀请，参加拍摄“望穿秋水”的群众镜头，很是愉快。

     在石门一路淮海中路口有一家名叫“远香居”的天津小餐馆，门面很小，但不少搞文学艺术的人常去那里小吃。我和孙家澄也常去那里晚餐。

二锅

9、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在担任班长后，经过系主任对我的关心和督促，我在政治思想方面提高较快。党支部书记郑康林和团支部书记周志诚都找我谈话，了解我对党、团的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我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一个凉爽的秋夜，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在学校的足球场上举手宣誓入团。我班上的祝世斌、孙家澄都在其中。这是上海解放后大学生中第一批发展的团员。我当时能够入团，是很光荣的事，我认真接受党团教育，学习革命理论，从此，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有了大的转变。我从小学起一直困惑在宗法思想的苦恼之中，现在觉悟了，从封建卫道士的理想中解脱出来了。

     组织上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团结群众，帮助群众提高政治觉悟，远离帝国主义的欺骗。由于“圣母军”暗地活动，以及上海处于经济最困难阶段，不少人受到这些影响，对政治的态度表现很冷淡。反动的“圣母军”组织形同幽灵，专门在暗中寻找党团员的瑕疵来扩大宣传，进行反击。甚至无事生非，扰乱视听。一次，和我同时入团的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孔繁农和吴吟文二人正在恋爱，一天傍晚，二人正在欢天喜地由足球场旁门穿过思南路进入广慈医院游玩。那里树木花草繁茂。其中有几处水泥支柱的平台，上面有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平台下面有石凳供游人休息。孔、吴二人正坐在石凳上卿卿我我，被护院工人发现，将二人揪到医院领导那里，诬陷二人苟合，玷污圣母。医院把二人交到学校，要求学校处理。“圣母军”分子本是唯恐天下不乱，现在找到了闹事机会，在校内张贴标语，大造声势。这件事本来是诬陷，但还是惊动了华东教育部高教处和宗教事务处。为了平息事端，学校只好将二人斥退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二人在第二年双双进了北京大学。通过孔吴二人事件之后，党团组织对团员的教育加强了。每个星期团支部都有一次例会，在会上开展学习，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提高思想认识。有时或请英雄模范人物，听取他们讲述模范事迹。记得有一次曾在朝鲜立过功的某高炮英雄在学校的足球场上联欢，听他讲在朝鲜的战斗故事。那时，青年团员的小组生活既活跃也很快乐。

10、关怀

     由于敌人的封锁，上海经济特别困难。湖南同乡会对湖南小学校董会的办学经费也就中断了。那位钱校长也辞职不干了，校董会也不再派人接替校长职务。嵩山区政府文教科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他们到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要大家推选一名临时负责人。大家一致推选我挂职。这样，我可以拿全员工资了。学校仅靠向学生收取学费是无法保障员工生活的，我把这一情况向区里反映。区政府十分重视，叫我写报告申请救济，我万万没想到，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给湖南小学1800元补助。这样一来我在小学中的威信提高了。无得到补助后，买了一辆26吋的二手货自行车，从此我的两条腿也就轻松了。

     这年冬季，政府对各大学中的清寒学生发放棉衣。我在大学里领到一套棉制“列宁装”，这是蓝色卡其布料，西装式，腰系本布制成的宽带，这是解放初期上海最时髦的服装。无论男女都时兴这种服式。我们的系主任祁教授见我穿列宁装很得体，也改穿这种服装了。

在学校例行体检中，发现我的肺部有阴影，于是由学生会开介绍信，去上海学联领取鱼肝油。它是大桶装的清鱼肝油，自己拿瓶去灌，每次可领两斤。这种清鱼肝油质量好，只是腥味重，难入口。后来我摸索到一点经验，把油和入热饭，味道特别鲜美。我喝了较长时间鱼肝油，身体好多了，特别对视力有更大的好处。

     解放后，政府为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各级工会组织大力开办工人夜校。湖南小学的教室，租借给嵩山区轻工业工会办工人夜校，成人教育得到重视。

     我自己由于学习和工作负担过重，引起神经衰弱，长夜失眠。患过失眠症的人都知道，这种病是很痛苦的，一入夜间就十分担心不能入眠，睁着眼熬过漫漫长夜是很痛苦，但到了白天就没精神了。坐在教室里听课，上眼皮却总要拉下来，任你怎么提神，一会儿又合上。特别是在下午，有时竟伏案而睡。祁教授问我怎么老是打不起精神，我只好苦笑难言。一天下午，我去湖南小学，在合肥路遇见学校教务长杨士达教授，因为我是班干，杨教授认识我。他见我形体消瘦，精神不振，问我是否有病？我把失眠状况如实告诉他，他彼时问我是否服过安眠药？叫我不要服安眠药。他叫我随他去他家拿点药。杨教授是留法医学博士，他爱人也是医生，在家开诊所。他给我一粒很小的药片，叫我分两次在睡前服下。我当时表示感谢领导对我关心，但心里很怀疑它的作用。当夜，我按照吩咐服下半片，谁知这药力神奇，吞下后，有一股香气直透内脏，感知明显，这一夜，我睡得十分香甜。第二晚，我再服半片，我与失眠症告别了。

11、再次错失良机

     前一次自动放弃了在上海某中学担任政治课教师的大好机会，后悔莫及。

     50年暑假，东北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和吉林长春商学院来上海招收俄语专业学生。我和祝世斌以及一年级的韩振邦，周令基四人报名学俄语。因为我们已是大学生，也就无需考试，只要求每人写一篇自传。当时韩周二人被哈外录取，我和祝世斌录取在长春商学院。当我临去芦湾区团委转组织关系时，团委不同意我转学。结果他们三人去了东北。我被系里留了下来。周令基原在中学任过语文老师，哈外专业缺语文老师，就不让他当学生，要他担任语文老师。他就这么便当地上了一个台阶。韩也只学两年俄语，就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俄语。祝世斌也只学两年，被分配到中央商业部工作，后还出国去苏联列宁格勒工作。他们很是幸运。

二锅

    12、迎接第一个国庆

    为了迎接新中第一个国庆节，上海将举行有50万人参加的庆祝活动。上海市政府决定把过去外国侵略者的“跑马厅”改为“人民广场”。50年上半年，青年团上海市委安排各大学青年团员开展义务劳动，对广场进行平整。一时红旗招展，歌声震荡，抬土搬石，热闹非常，我们用了两个星期天的劳动，广场基本平整。
    国庆，这是中华人民国和国的生日，在第一个生日到来之际，当然会举国欢腾。这天，上海市有50万人民群众领会人民广场，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然后分路流行。
    清晨，我们在学校广场体会，整装待发，当我们的队列进入淮海中路时，就遇上了多列队伍拥塞街道，很难前进。我们只能慢慢挨动。各十字路口，都设有宣传鼓动站。通过高音喇叭喊着庆祝口号或唱流行在解放区鼓舞人的斗志的歌曲。
    约在十点以后，我们才进入大会场，各路队伍都遵守秩序按规定就位。
    50万人啊！国旗、彩旗、横幅、标语，迎风招展，五彩缤纷。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真是震天动地。“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唱祖国”等等革命歌曲，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奋发向上，热爱祖国。一个单位或学校，一个工厂的歌声刚落，马上有人站出来挥臂高呼：XX来一个！于是众人附和：来一个！来一个！掀起了青春的快乐。
    这天，共和国的生日，晴空万里，这象征着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光明。
    庆祝大会，由华东军委主席饶漱石作大会报告。虽然有麦克风扩音，但人数太多，可以哈气成雷。大会主席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大会很快进行检阅，按各行业方队走过主席台，不少人嗓子都喊哑了。直到太阳夕下，我们才回学校，整整一天，实在太累了。

13、响应抗美援朝号召

    新中国成立刚一年，帝国主义继续对中国大陆实行经济封锁外，美国又发动朝鲜战争，企图占领朝鲜，把它当作跳板，然后入侵中国。古人有训“唇亡齿寒”。迫不得已，中国政府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战。全国人民热烈响应。1951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易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前线。由于志愿军领导正确的指挥，一股作气杀退敌军，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我们中文系一年级的楼子廷同学，浙江奉化人，身材消瘦，平时寡言少语，在保家卫国的感召下，他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后来他从朝鲜前线来信说，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即赴朝鲜前线。并随信寄了一张照片，他身着空军军服，站在飞机旁侧，大有英雄气概，当时震旦大学学生会把这张照片公开展出，激励同学们提高政治觉悟，热爱祖国。
    楼子廷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中，这是我们中文系的光荣。经过全系班级代表会议，决定要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我们班的“老牛”在上海各篮球队中是出色人物，他提出组织篮球义赛，由他邀请球队。球赛收入全部献给国家。海报贴出。各界支持，结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收获。这是社会各界人士爱国的表现。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越来越深入，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们湖南小学的师生也我次去里弄进行宣传。
    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带剧团到各地义演，捐献一架“香玉”号飞机，这是我么了不起的爱国行动。
    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得到祖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他们用“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来对付美军的先进装备，这当然依靠指挥者的战略战术上的精明智慧，也依靠着我们的战士的大无畏精神。像上甘领那样残酷的战斗又何止一次。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曾让多少读者流泪啊！
    后来有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那时他已70岁了，还到震旦大学给我们演讲。古稀老人四方奔走为抗美援朝出力。
    还有国际和平人士加拿大的文幼章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震旦大学，发动和平签名运动，反动美国武装日本和西德，可见世界各国人民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那天，我们全校师生都在“和平宣言”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永远保存在保卫和平档案之中。
    一次，我作为震旦大学的代表，应邀参加“文汇报”召开的抗美援朝宣传会议。
    这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生日，上海市举行百万人集会游行。那里湖南小学已有“麦克风”和高音喇叭。嵩山区布置我们学校在延安中路设宣传鼓动站，所以我没有参加大学游行。那天，上海100万人唱“雄纠纠，气昂昂……”100万人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有了祖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朝鲜前线也就捷报频传。

    两年多来，社会上开展多次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在学校里也闹得轰轰烈烈。对我们的学习也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