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众未 于 2015-7-27 20:11 编辑
因为文革动乱，1966年10月我开始第一次回乡，放牛、做裁缝、务农一直到1971年2月。1970年底，红旗中学（后来的太慈中学）筹备创办首届高中班，招生对象是红旗中学初中毕业生和社会知识青年（后来班上的同学有整个凉泉区的和雷港公社的,其中徐根应是发展得最好的。），我哥哥得知消息后，叫我去读高中。只念过一年初中且荒废了近五年的我连高小的知识都不具备了，而且我当时已经是一个手艺很精的裁缝大师傅，不愿去再读书做成绩差的学生（在望中一年初中，我的学习成绩是很出色的）。我母亲、哥哥力劝，还请来在上海当高中教师的来望江沈冲菩提张老屋陪父亲过春节的张增华老师（我师傅的二儿子）帮着劝，1971年2月，快18岁（本该进大学的年龄）的我进入了红旗中学首届高中班读高一。刚进高一时我的成绩可能是最差的，经过努力，二个多月后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达到了全班的中等，再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期末考试我就是全班第一了，一直到高二毕业，两年中全班第一名基本没有被其他同学夺走过。当时我最喜欢的是物理、数学、英语、化学课程，语文课兴趣一般，讨厌上政治课，我有幸接受我非常敬重的邹韬光老师、吴益群老师、马开文老师等老师的教诲。在红旗中学两年的学习期间我与同学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这个包括后几届校友的同学圈子也是后来我在望江生活最开心的两个活动圈子之一（另一是与学生们一起的活动圈子）。在这两年我补学了初中知识，学习了高中知识，为我以后的学习以及整个教师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的红旗中学只有初一、初二（当时是初中两年毕业）、高一共三个班120多个学生，跟我在望中当班主任的一个复读班的学生数差不多，所以学校领导、老师对每个学生都是能看在眼里、琢磨在心里。而红旗中学的办学思想、理念和做派就是当时整个社会极左的文革意识形态和统治、倾轧手段的缩影。刚入高中，我因为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加之学习跟不上，新课只能是生吞活剥，回到家还要补学初中知识，我还要经常帮父亲做衣服（有时白天也请假和父亲一起给主顾上门做衣服），所以上课以外的时间就基本回家了，好长时间我都没有被学校领导包容。在学校组织的大批判会上，我申讨了“智育第一”，学校立即把我的大批判文章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显眼位置。我算是献了投名状，学校领导把我当受“智育第一”、“白专道路”毒害而觉醒的典型接纳了我，马上让我当了学校生产组（负责师生学工、学农工作）付组长，准备发展我入团。后又因为对我不满或是认为我骨子里是重智育，没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是不可教化的人，付组长之职撤了，整个高中阶段也不给入团。1973年1月后经过两年学习我们高中毕业又作为知识青年回乡务农。本来望江县文革期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也就是鸦滩中学比我们早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直接进了安庆师范等学校继续学习，恰巧我们毕业前遇上全国批判教育领域的复辟回潮，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发表通讯员文章《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 ， 鼓吹坚持“五·七”道路育新人，我们这届学生又必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3年1月开始我第二次回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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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4 16:3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