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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的时间里，陶渊明连续生了五个儿子，“无后为急”倒是免了，但对儿子们的热望变成了失望。他那五个儿子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懒，一个比一个笨。 ——戴建业《我的个天》 中国古代大诗人中，没有一个不经受磨难的。不是陷入穷困，便是遭受迫害，抑或子弟都不成材，甚至濒临死亡边缘。但他们大多能笑对人生一切灾难，不以得失而动心，不因寿夭而忧喜。 先来看看陶渊明。 
陶渊明画像 陶渊明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儒家思想的熏陶使他很早就养成了入世情怀，他不仅有“猛志逸四海”的豪情（《杂诗十二首》之五），也有过“大济于苍生”的壮志（《感士不遇赋》），更有“慷慨绸缪”的雄心（《杂诗十二首》之十）。 可是，他的气质个性与他的斗志雄心相反，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把自己出仕说成“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当然，要满足“性本爱丘山”的“宿好”，他无疑必须付出生活的代价。 你看陶渊明刚辞彭泽县令时“载欣载奔”的冲动，“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归去来兮辞》），他高兴得快要“飘”起来了，这时完全陶醉在“复得返自然”的兴奋中。但很快他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大家知道他种田的水平很糟，即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还是种成“草盛豆苗稀”。 
为了活命，不得不挨家乞讨，归田不到三年，旧宅就遇火。“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原先“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都化为灰烬。果腹家无余粮，蔽身上无片瓦，人生差不多被逼入了绝境，再加上那几个宝贝儿子都和书有深仇大恨。 用今天的话来说，既没有谷子，也没有房子，又没有票子，还外加几个傻儿子，想想陶渊明过的是什么日子？ 「 借种豆自嘲 」 超越了功名之累，还得面对贫富难题。《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更何况陶渊明“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 如果待在彭泽县令的位置，不只一家衣食无忧，而且“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但违背自己的良心，扭曲自己的本性，比起饥寒更为痛苦难熬，所以他宁可“养真衡茅下”，果断地“守拙归园田”。归田后他体认到勤劳耕种是人生本分：“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可是，他种田的技术真不敢恭维，哪怕他再辛苦劳累，也不能使一家免于饥寒。我们来看看他《归园田居五首》之三是如何一本正经解嘲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种豆南山下”五字，古人所谓“郑重其言”，也就是诗人非常郑重其事地告诉读者，我在庐山脚下种豆了！我们大家以为他的豆种得蛮好，不料他突然来一句“草盛豆苗稀”，原来他的豆苗地里，豆苗稀稀拉拉没有几棵，野草反倒比豆苗长得更为茂盛。 前句如此庄重宣告，后句豆苗却如此糟糕，读后让人不禁哑然失笑，觉得比“大山临盆”更为滑稽。从章法技巧上说，古人把这称为“跌宕”，西方新批评派把这种手法称为“打破读者期待”。 
“打破读者期待”很好理解，“跌宕”有待进一步说明。古人所谓“跌宕”，就是通过音调的高低或行文的起伏，形成语音的抑扬顿挫或文气的波澜曲折。 如首句“种豆南山下”五字，给人的印象是“高大上”。我的天，庐山是多么雄伟美丽，种豆庐山下又是多么美妙，我们都以为他种得特别好，不然怎么会郑重地向大家宣告？第一句语气说得越庄重，第二句给人期待的落差就越大，所产生的戏剧效果就越强。 看到种成“草盛豆苗稀”，大家以为，不是对种豆心不在焉，就是耕种实在太懒。没想到他又让我们大跌眼镜，我们的伟大诗人对于种豆，可是又上心又吃苦：“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天还没有亮就下地锄草，月亮出来后才荷锄归家。人家“披星戴月”地种豆，还是种成个鬼“草盛豆苗稀”。 行文又再次形成跌宕，再次打破了我们的“期待”。前面四句酷似相声中“三翻四抖”的包袱，包袱翻的次数越多，最后包袱就抖得越响。 
五、六句紧承第四句而来：“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晚归的山间小道狭窄崎岖，道上和两旁野草杂树又长又密，夕露把归人的衣服全沾湿了。这两句的潜台词是：种田真是辛苦呵！ 结尾的七、八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衣沾”用修辞的顶针格，紧接上句的“沾我衣”，从语言形式上看是顺承，从诗的语意上讲是逆转。 五、六句隐含的意思是说，种田不仅要起早贪黑，白天地里要出一身汗，晚上回家路上还要沾一身露水，种田实在是艰难辛苦。 结尾诗人突然一转，只要能“养真”，只要能“守拙”，只要能守护人的真性，辛苦算得了什么，露沾衣又算得了什么？ 清代桐城派方东树评最后两句说：“末二句另换意。古人之妙，只是能断、能续、能逆、能倒找、能回曲顿挫，从无平铺直衍。”“末二句另换意”就是“能逆”，语意上陡转或逆转。 《苏轼文集》第六十七卷《书陶渊明诗》说：“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由于怕“夕露沾衣”之苦，而做许多亏心事的人太多了！ 这首诗是诗人一本正经地自嘲：为了不做亏心事，为了自己的“愿无违”，我选择“种豆南山下”，种成了“草盛豆苗稀”的鬼样子。嗐，值！ 
「 拿儿子开涮 」 他不只是拿自己种豆自嘲，还特地写了《责子》诗，专拿自己的几个儿子说事：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这首诗约写于义熙六年（410）前后，陶渊明的生卒年迄无定论，这时他大概四十六七岁。他五个儿子分别叫俨、俟、份、佚、佟，小名依次叫舒、宣、雍、端、通。此诗中都是直唤小名。 生俨（诗中“阿舒”）时，陶渊明二十六岁，约二十八岁得俟（宣），二十九岁得孪生兄弟份（雍）、佚（端），这弟兄四人为原配夫人所生。陶渊明三十岁丧妻，三十二岁续弦，继室翟氏夫人为当地望族，三十四岁得幼子佟（通）。 和我们常人一样，陶渊明年轻时就望子心切，长子阿舒刚一生下来，他就急急忙忙地写下《命子》诗，告诉襁褓中的儿子说：“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 这四句的意思是说：小子，你听着，你爸爸虽不满三十，但已经两鬓染霜，一个人常常形单影只地发呆，害怕陶家香火断在自己手上，头胎就生了你小子，别提有多高兴。 
喇华璀所画陶渊 明（局部） 接下来写得更为近情：“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子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这一段翻译成白话是说：就像一个生癞疮的人夜晚生孩子，连忙找火把来看个究竟，生怕小孩像自己一样难看。这是人之常情，我绝不是个特例。既然已经盼到了你小子出生，当然也希望孩子将来有成。随着岁月流逝，你会慢慢长大成人。小子，你给我听好了，幸福不会凭空降临，灾祸倒容易找上门。只有早起晚睡地拼命学习，你以后才可能成为栋梁之材。要是你将来不能成才，我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十几年的时间里，陶渊明连续生了五个儿子，“无后为急”倒是免了，但对儿子们的热望变成了失望。他那五个儿子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懒，一个比一个笨。 今天，许多家长都为儿女的教育头痛，小孩成绩不好是父母的心病，高考落榜更是难以启齿的“家丑”。或许是想分享自己内心的喜悦，或许只是炫耀一番自己的“得意之作”，总有那么一些喜欢夸孩子的父母，把孩子当作自己的财产。孩子一旦考上北大、清华，像自己的财产陡然增值似的。孩子考场上稍一失手，马上就是又打又骂，在外人面前更是不敢抬头。 
相反，陶渊明对小孩是否成才的问题，心态异常地坦然豁达。他像天下父母一样“愿尔成才”，要是他们“尔之不才”，他的情绪反应是“亦已焉哉”。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能成才也就罢了，我照样还是爱他们。《责子》诗就是批评小孩们不读书，把儿子们的“家丑”一件件抖出来，拿自己小孩不读书来开涮。 首句“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站在读者面前的陶渊明，两鬓全是白发，脸上布满皱纹，肌肉全都松弛。这是说自己已经老了，他夫人也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为陶家光宗耀祖只能靠眼下的几个儿子了。 然而，“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三、四句以逆笔形成顿挫。自己垂垂老矣，本指望儿子重振家声，可是虽然有五个男儿，他们却都不喜欢学习，都和纸笔结了深仇。 这两句是全诗的总绾，下面再分别数落“五男儿”的“劣迹”—— 老大“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舒这小子已经满十六岁，懒惰起来天下无敌，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已经是骨灰级懒汉了。就内容而言，当然是指责，可从语气来品味，又像在调侃。 
老二“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阿宣这混蛋快满十五岁了，一听说读书作文就头疼。“行”就是快要、将近的意思。“志学”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后人因而以十五岁为志学之年。人家圣人到十五岁就发愤学习，阿宣这宝贝到十五岁却讨厌读书。句中用“而”字转折，给人以“大出意外”的感觉，把常人和圣人对比本身就有点搞笑。 更搞笑的要数老三、老四这对双胞胎：“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这弟兄俩不仅是一块儿生一块儿长，而且还一样懒一样笨。两人都到十三岁了，竟然还不认识六与七，那恐怕就更不明白他们十三岁，恰好是六与七相加之和了。如果我在这儿对大伙说，我儿子今年十三岁了，但他还不认识六和七，更不懂他十三岁就是六与七之和，大家肯定要爆笑；如果我两个儿子都是这样，你们肯定要笑死在这里。陶渊明如此爆料家丑，你们猜猜看，他到底是自嘲，还是自黑，抑或自贬？ 最后的儿子呢？“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垂”就是将要或快要的意思。小儿阿通快九岁了，只知道找梨子和栗子，你说这是馋还是傻？ 
自己和妻子不可能再生，五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笨，这要是落在我们身上，且不说五个孩子都这样，只要有一个孩子是这样，不把我们急死，也会把自己气疯。孩子成了父母的心病，父母也成了孩子的仇人。 陶渊明和我们大家不同。 他几个儿子都不爱读书可能是真，都没有实现他“愿尔成才”的期望也是真的，但陶渊明接受了这一事实。“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天运”就是天命或命运，“杯中物”就是酒。这两句是说：假如天命就是这样安排的，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还是拿起杯来饮酒吧。 陶渊明在他的诗文中说，“曷不委心任去留”，“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委心”就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委运”就是接受命运或自然的安排。“委心”和“委运”正是他的人生态度，对自己如此，对孩子如此，对生死也是如此。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是人之常情，希望儿子快快出生，又希望儿子长大成才，这是他所说的“委心”。最后儿子不那么杰出，他们都不喜欢读书，这是天意或天运，他坦然接受既成的事实，这就是他所谓“委运”。儿子不管成不成龙，一点也不影响他享受天伦之乐，任何情况下他都爱他们。 诗名虽然是《责子》，你们可细读全诗就会发现，并没有恶言厉色地指责，反而是和颜悦色地调侃。从陶渊明对孩子的称呼上，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一位通达的慈父，他亲切地称儿子的小名，阿舒、阿宣、雍、端，小儿不叫他“阿通”，而是亲切地叫他“通子”。这倒应验了“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名言，像“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这活像平辈之间的玩笑，你听起来是责骂还是调侃？你觉得好气还是好笑？ 
古代对这首诗的评论至今异议纷纭。 杜甫《遣兴五首》之三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看来还没有真正理解陶潜，他们两人对诗歌和人生的理解相差太远。“避俗”并不是“割爱”，正因为“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我们才觉得陶渊明可亲，不论孩子贤愚都爱他们，我们才觉得陶渊明可爱。 杜甫本人也多次夸子忆子，动不动就说“骥子好男儿”（《遣兴》），“骥子春犹隔”（《忆幼子》），不是夸他“诵得老夫诗”（《遣兴》），就是称他“聪慧与谁论”（《忆幼子》）。我们都有点夸子癖，杜甫也未能免俗。 要是杜甫与陶渊明现场演讲，一个赞誉儿子的聪慧无与伦比，一个调侃儿子的懒惰天下无敌，你愿意去听他们谁的演讲呢？ 
杜甫画像 宋代黄庭坚可能更得陶渊明之心，他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说：“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他从此诗中读出了陶渊明内心的恬静、为父的慈祥，以及为人的通达诙谐。 古人把儿女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今人也把儿女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儿女的成败与自己息息相关，所以儿女聪明就扬眉吐气，儿女不才自己也抬不起头。用诗来嘲笑儿子“总不好纸笔”“懒惰故无匹”，其实是诗人在自嘲。没有超越世俗的名利得失不敢自嘲，没有幽默豁达的个性不会自嘲。 陶渊明不仅超越了得失，而且也勘破了生死，所以他既调侃自己的小孩，也和死神开起了玩笑。他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自然归宿，认为个体“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所以每个人“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他死前写好了追悼自己的《自祭文》，还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其中第一首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古希腊伊壁鸠鲁认为死亡不属于生命：我们在，死神就没来；死神来了，我们就不在，所以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观点的荒谬之处在于，人不是没有思想情感的动物，他能预知死亡的必然性，死亡虽然不属于生命，但它是生命的最终归宿，而人恰恰是一种有死亡意识的动物。 
伊壁鸠鲁，古希腊哲学家 陶渊明对生死的认识比伊壁鸠鲁通透得多，既然人人“有生必有死”，害怕和拒绝死亡不是愚蠢吗？他说死倒没有什么，“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唯一的遗憾是活着的时候酒没喝够。 连死都不萦于怀，只可惜再也喝不成酒了。既不怕死，又热爱生，这是生命的大智慧，是人生的大幽默。陶渊明的幽默不是说一两句俏皮话，不是卖一点小关子，更不耍一点小滑头，而是超越世俗后的洒脱，源于生命深处的睿智。 最高境界的幽默就是自嘲，最为厚道的幽默也是自嘲，最为自信的幽默还是自嘲。只嘲笑人家的小孩那是心理阴暗，只嘲笑别人而从不自嘲的人那是尖酸刻薄。 
本文节选自 
《我的个天》 作者: 戴建业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果麦文化 出版年: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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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3 15:41:23
楼主
怎么自嘲还带骂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