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的少年

天禾

写诗的少年

张建新

大约念初二的时候，看到同桌女生用诗写周记，心里想，这样的话，字可以少写很多，于是也开始尝试用诗写周记，获得老师“优良”及几个五角星的评价，心里甚美，放学回家后没事就扑在床上写“诗”，还买了流行的席慕荣和三毛的书来读。因武侠热，班上不知哪个同学带了《射雕英雄传》传着看，我看完后在上课时间还偷偷写过武侠小说，名曰《风尘剑客》，乱七八糟写了厚厚一叠纸，没写完就扔了。
　　每逢周末，如果不用下地帮家里干农活，我就会去县城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望江电影院前的画书摊。看一本连环画大约1分钱或是2分钱，都是我平时不吃早点积攒下来的，一看就是一下午，直到暮色将至，才起身回家。
　　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县图书馆。图书馆的一楼有个老人在那里摆桌球摊，图书在二楼。我认为图书馆的人都是文化人，心怀着敬畏。图书馆很安静，除了一两个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我进去后都是蹑手蹑脚的，生怕弄出一点声音。大厅是阅读新到的报纸和杂志的地方，书在里面的房间里。借书需要借书证，刚开始我只能在外面读报纸杂志，后来，托人办了个借书证，就进了房间里。书籍不算多，但在当时，第一次看到那一排排高耸的书架，看到那么多各式书籍，还是很震撼。图书馆更多的是小说，诗集不多，我借过拜伦、莱蒙托夫、普希金、狄金森等诗人的诗集。
　　除了画书摊和图书馆，邮局也是我常去的一个地方，只有一件事：投稿。邮局就在学校旁边，很方便，放学或课间时跑一趟，塞几封投稿信到邮筒里，基本都是石沉大海。
　　1988年，初中毕业，因家里贫困，我就去读技校，可以早点出来挣钱。
　　在技校读书时，偶尔看到同学们手中传阅一本本地的油印刊物，刊名叫作《小小文学》，以诗为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民间刊物，便借来翻阅，甚至按刊物上的地址寄去诗，当然也是没有回音。
　　1990年，我从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县医院做电工，17岁。1992年或者1993年的一个中午，下班时，正向医院大门走去，听到有人在门边叫我，隔着铁栅栏，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跨着自行车正看着我，他问道：“听沈天鸿老师说，你也写诗？”就这样，我认识了詹永东，他当时在医院从事行政工作，我知道了医院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写诗的人。
　　有次我在医院边小路上散步时，碰到了詹永东和好几个人一起，他向我介绍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的胖子，说这是张巅，他们刚喝完酒，脸色通红。张巅和我握了握手，从包里掏出一本诗集，签名后递给我，那是他的诗集《张巅诗选》。能出版个人诗集，令我羡慕不已。
　　詹永东住在新桥东村的一个出租房里，有段时间他因心跳过缓在家养病。那年冬天，我去看他，他很兴奋地拿出一个笔记本，把他新写的一首诗给我看，诗名叫《黑豹》，他很满意这首新作，读给我听，我不甚明白，但感觉很新颖。
　　跟着詹永东陆续认识了不少县城写作的人，如诗人江同杰、周国平、沈厚明、南雁、周能兵、方龙斌等人，还有写小说、散文的何立杰、汤一阳、吴禾旺等。
　　南雁在回龙路开了个书店叫儒林书府，我们经常去，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酒量特别大。方龙斌在县粮食局工作，我们也常去他单位食堂打牙祭。他们每次在一起都斗酒、神聊，我比他们小十来岁，基本上插不上话，静静坐着，听他们海阔天空、神游八荒。后来陆续结识了当时在乡镇生活和工作的崔国斌、罗艺红、王双发、查耿、檀亮、张丽萍、陈少林、苗秀侠、李皓、金国泉、汪椿桦等人。
　　除了县城一帮人外，崔国斌和我联系最密切，他在江边一所中学教书，周末时，要么他来县城，要么我去他学校。有十几公里路程，自行车是我们的交通工具。有次在崔国斌的学校，用他从华阳大轮码头买来的卤菜和花生米，我们喝了一瓶黑米酒，就都醉了，枕着江水在江堤草地上躺了一下午。我们一起写了不少同题诗，有的甚至被《星星》诗刊这样的诗歌专业刊物发表了出来，让我们感到很是振奋。
　　1990年代，我在县城除了工作，就干了两件事：踢球、写诗。后来，诗歌逐渐边缘化，大多数人放下笔，选择了从政或经商。热闹和喧嚣过后就是平静，写诗毕竟是个体的事，甚至羞于被人提及。我是个没什么理想和追求的人，在百无聊赖之余写写小诗，所以一直断断续续写了下来。

  (原载2022年4月8日《安庆晚报》月光城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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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写诗的少年，有一些已与诗做了切割。